她是一位女士，但她的贡献配享太庙，14亿国人欠她一句“谢谢”，她揭开南京大屠杀真相，却被迫饮毒自尽！她就是张纯如“先生”。 说真的，那本书出版后，她的日子并没变得轻松。家里电话总是在深夜响起，接起来只有沉默，或者一阵刺耳的杂音。丈夫布雷特劝她换个号码，她摇摇头，只是把书桌从窗前挪到了墙角。 那是1998年秋天的一个凌晨，加州的风已经有点凉了。书房里只有台灯亮着，风扇在角落里嗡嗡地转，吹动她手边一沓刚收到的读者来信。她读完最后一封，是个大学生写来的，信上说：“谢谢你让我知道，历史不是课本上冰冷的数字。” 她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起身想去倒杯水。经过走廊时，她瞥见儿子小克里斯托弗的房门虚掩着。两岁的孩子睡得正香，怀里搂着一只旧泰迪熊。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着那均匀细小的呼吸声。 回到书房，她没继续工作，而是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张老照片和一枚褪色的银戒指。那是姑婆的遗物，父亲交给她的。照片上的年轻女子穿着素色旗袍，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笑容很浅。张纯如用手指轻轻拂过照片边缘，冰凉的。 “怎么还没睡？”布雷特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披着睡衣。 “就睡了。”她盖上盒子，声音有些疲惫。 布雷特走过来，手搭在她肩上。他看见桌上摊开的信纸，最上面一张只写了个开头：“亲爱的爸爸妈妈……”墨迹在这里停住了，晕开了一小点。 “又在想怎么回信？”他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看向窗外漆黑的夜色。“我在想，如果姑婆还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也许会是个慈祥的祖母，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给孙辈讲些完全不同的故事。” 布雷特没说话，只是紧了紧搂着她肩膀的手。他知道，那些“不同的故事”里，没有1937年冬天的南京。 手机在桌上亮了一下，是出版社编辑的邮件提醒，关于日文版翻译的争议。她没立刻去看，反而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便签纸上慢慢画着什么。布雷特探头一看，是棵简单的树，枝桠伸向天空。 “画得不错。”他说。 “小时候，我总以为历史是棵大树，”她轻声说，笔尖停在树根部位，“现在才知道，地下的部分，盘根错节，比露出来的要深得多，也暗得多。” 那晚她最终没回那封给父母的信。便签纸上的树被她夹进了厚重的书稿里。窗外的天开始泛起灰白，新的一天又要来了，而她要守护的昨天，依然沉甸甸地压在纸上，也压在心里。风扇还在转，吹动着未合拢的书页，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遥远的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