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2年，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找到浦安修，低声请求说：“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浦安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 那会儿彭梅魁手心里全是汗，她知道浦安修和伯伯早就不在一起住了，可除了她，自己实在想不出还能求谁。浦安修当时坐在小凳上，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没抬头，最后才轻轻说：“现在递信太难了，我帮你想想别的法子，你先别声张。”彭梅魁心里一沉，这话听着像推脱，可看着浦安修发红的眼眶，又说不出指责的话。 从浦安修那儿出来，彭梅魁在胡同里转了好几圈，冷风灌进衣领，她却没觉得冷。伯伯躺在床上喊疼的声音总在耳边响，她咬咬牙，决定自己去闯闯。她打听到伯伯的监管单位在西城区，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户口本去了，门卫拦着不让进，她就站在门口等，见着穿军装的就问：“同志，我伯伯是彭德怀，他病得厉害，能不能让他住院啊？”人家要么摇头，要么赶紧走开，没人敢接话。 连着等了三天，第三天下午，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走出来，看她冻得直搓手，叹口气说：“姑娘，你这样没用，得有部队的人说话才行。”彭梅魁想起伯伯以前常提的老部下，有个姓陈的军长，当年在西北打仗时跟着伯伯。她打听到陈军长住在海淀，骑了两个小时自行车找过去，陈军长家的门岗不让进，她就把写好的纸条从门缝塞进去，上面写着：“陈叔叔，我是彭德怀的侄女，伯伯快不行了，求您救救他。”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陈军长的警卫员就找到她，说军长看了纸条，已经给总后勤部的老战友打了电话，让她等着消息。又过了两天，部队医院的人终于来了，把伯伯接走的时候，彭梅魁看着伯伯瘦得脱了形的脸，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后来她才知道，浦安修那天回去后，偷偷给以前在妇联工作的老同事打了电话，托人把消息传给了邓颖超。邓颖超知道后，立刻告诉了周总理，总理当天就批示要“全力救治”。原来浦安修不是不管，是那会儿说话做事都得格外小心，怕一句错话反而害了伯伯。 伯伯住院后，浦安修去过两次，都没敢进去，就在病房外站一会儿，隔着窗户看一眼。彭梅魁撞见一次，浦安修赶紧抹了把脸，说：“让他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直到伯伯去世后平反，开追悼会，彭家有人不同意浦安修以“夫人”身份参加，黄克诚大将叹着气说：“那个年代，谁不难啊？她心里要是没老彭，何必偷偷做那些事。” 现在想想，那会儿的人活得真不容易，想帮人都得拐着弯儿，连心疼都不敢明着露。彭梅魁后来总说，要不是那么多人悄悄搭把手，伯伯可能连住院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我会想，那些藏在沉默里的善良，那些在难处里互相拉扯的力气，大概就是普通人在风雨里撑下去的底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