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复出时，曾许下“五年平辽”的承诺。崇祯对此寄予厚望，倾力支持，几乎将整个辽东防务托付于他。然而仅仅一年多后，皇太极便绕开防线，破长城直逼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这对年轻而焦虑的崇祯来说，不仅是信任的崩塌，更是巨大的羞辱——承诺平辽，却让敌人兵临城下。 与此同时，袁崇焕未经朝廷批准，擅杀一品大将毛文龙，此举严重触犯皇权底线。尽管毛文龙军纪涣散，但其驻守的皮岛始终牵制后金侧翼。毛文龙一死，牵制作用大减，客观上为皇太极后来长驱直入创造了条件，崇祯对此不可能不耿耿于怀。 此外，袁崇焕为争取时间曾试探与后金议和，又曾卖粮给蒙古盟友，这些策略在战时极易被曲解。加上己巳之变中他回援迟缓、抵达后竟请求军队入城休整，在敏感时刻更显得可疑。京城流言随之四起，甚至说他“引敌入京”。崇祯本性多疑，慌乱中难免宁信其有。 朝中党争亦火上浇油。袁崇焕的政敌趁机弹劾，将他的失误统统指向“谋逆”。在此情境下，杀袁对崇祯而言，既能平息朝野之愤，又能宣泄个人被欺的怒火，更能借此震慑内外，巩固权威。从他自身的逻辑看，这似乎是一举多得的必要之举。 然而从事实与后果看，这无疑是一桩冤案，且代价惨重。 袁崇焕虽有过失——擅杀大员、平辽落空、布防失误——却并无“通敌叛国”的实据。乾隆年间从满文档案中发现的记载表明，皇太极确实实施过反间计，故意让被俘太监听到“袁巡抚有密约”并放回传话。这成为崇祯猜疑的关键导火索。后来乾隆也为袁崇焕平反，称其“忠于所事”，实为“主暗政昏”所致。 更严重的是此举带来的连锁恶果。袁崇焕一死，辽东防线失去核心，将领人人自危，再无人敢做长期规划。他作为勤王之将却被凌迟处死的先例，也沉重打击了各地将帅对朝廷的信任。此后崇祯再召勤王，应者寥寥，众人皆怕重蹈覆辙。从战略上说，这是在明朝危亡之际，亲手折断了最具能力的边关支柱。 因此，若论是非，袁崇焕虽非无过，但以谋逆极刑处之实属冤屈；若论后果，此举无疑是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溃败。对崇祯而言，杀袁或许是一系列恐慌、猜忌与算计下的“合理”选择；但对历史而言，这却是一步既失公正、亦丧明智的致命错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