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军委会上，张发奎把一摞账本拍在桌上，说前线一个月少了两批弹药、合计上万发，点名质问何应钦，这场僵局就发生在1941年春天。 而在几周前，他还在第四战区前线说过另一句重话：“要是不杀他，我就对不起这几千伤亡弟兄。”这句话通过电报和口信，一层层传到了重庆。 被指的军官，是桂南会战中负责一线指挥的师级干部，战役持续约40天，他擅自变更预定防线，直接导致3个团减员过半，战场日报上每天都是三位数的伤亡。 按照军法，这类临阵失职本该枪决，但这名军官与中央系统关系密切，何应钦以战事吃紧、需要“保留骨干”为由，连续三次提出“从轻处理”，甚至建议先调到后方“养病”。 张发奎18岁入伍，北伐时参加过1926年的汀泗桥战斗，抗战时又在1938年前后伤亡掉一大批老部下，他对“杀不杀一个指挥官”看得很现实：判得太轻，几万普通士兵就会觉得纪律只对没有后台的人有效。 何应钦自1930年前后长期掌管军政部，人事权高度集中，他算的账则是另一种——如果在粤系战区留住一个自己人，未来在军费和兵员调整上就多一张筹码，这种派系盘算在当时并不罕见。 站在今天回看，这一场围绕一名军官去留的争执，既牵出战区伤亡数字、弹药分配表，也折射出中央系与地方武力之间的长期张力，在那样的战争环境里，你会更在意军法的绝对执行，还是政治平衡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