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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后排小男孩老是踢我的椅子,我没吭声,下飞机时我对空姐说:那个孩子座位底下,好像藏了他的宠物蛇

飞机上,一个小男孩一直在踢我的座椅。而他的父母对我的提醒视若无睹。降落前,我注意到男孩手里摆弄着一条绿色的塑料蛇。于是在

飞机上,一个小男孩一直在踢我的座椅。

而他的父母对我的提醒视若无睹。

降落前,我注意到男孩手里摆弄着一条绿色的塑料蛇。

于是在飞机降落后,我对地勤人员说:

“那个孩子的座位下,可能藏了条宠物蛇。”

01

飞机座椅后背传来持续而讨厌的撞击感,节奏明确,力道不小。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男孩正冲我扮鬼脸,而他的父母正头靠着头,专注地刷着平板电脑上的视频。

“抱歉,可以让小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吗?”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和。

男孩的母亲,一位妆容精致的女士,掀起眼皮瞥了我一眼,手指仍不停滑动。“小孩子嘛,活动一下而已,别那么大惊小怪。”她的声音带着不耐烦。

男孩的父亲,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更是连头都没抬,嘟囔了一句:“坐个飞机还那么多事儿。”

撞击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得到了父母的默许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我转回身,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深吸了一口气,将座椅调整到最直的位置,不再试图沟通。

接下来的航程,后背的撞击和前方隐约传来的嬉笑声,像背景音一样持续不断。

两个半小时后,飞机终于开始下降。

我注意到,那男孩曾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的、长条形的塑料玩具蛇,在手里甩动,吓唬邻座一位年轻的女孩,引来女孩小声的惊叫和他父母不以为意的低笑。

那个画面在我脑中停留了片刻。

舱门打开,人流开始移动。

我等到那一家人——趾高气扬的父亲,挽着他手臂的母亲,以及蹦蹦跳跳的男孩——从我身边走过,走向廊桥时,才缓缓起身。

我没有跟随大部分乘客去往行李提取处,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一位身着航空公司制服、正准备离开的地勤人员被我礼貌地拦下。

“您好,”我的声音平稳清晰,“有件事可能需要关注一下。”

她停下脚步,露出职业性的询问表情。

“刚才坐在15B座位的小男孩,”我指了指前方即将消失在拐角的那家人,“他可能把一条宠物蛇带上飞机了,绿色的,身上有环纹。”

地勤姑娘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瞳孔微微放大。

“您说什么?”

“一条绿色的,有环状花纹的蛇,他飞行途中还拿出来玩过。”我重复道,语气没什么起伏,“考虑到是活体动物,又是蛇类,我觉得有必要让专业人员确认一下。”

她的脸色变了,迅速抓起对讲机,背过身去,压低声音急促地说着什么。

我没有停留,转身汇入了另一边的人流,走向通往机场贵宾休息室的专属通道。

身后,我能听见对讲机里传来的嘈杂指令声,以及由远及近的、快速而沉重的脚步声。

02

我的行李在托运时已经贴上了优先标签,它会第一个出现在传送带上,并由服务人员直接送至贵宾室。

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喝着温度刚好的柠檬水,看着落地窗外繁忙的停机坪。

没过多久,透过厚厚的玻璃,也能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骚动,似乎有扩音器在喊话,还有模糊的、拔高的争吵声。

一个男人暴怒的吼叫,一个女人尖利的辩解,中间夹杂着孩子嘹亮的哭声。

我没有望向声音来源的具体方向,只是平静地翻看着手机里工作群的消息。

大约四十分钟后,我拿到了行李,通过快速通道离开了机场。

坐进预约好的专车,城市璀璨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

胸口那股被持续撞击和漠视带来的滞闷感,终于随着距离的拉开而缓缓消散。

我以为这件事就像一次不愉快的飞行颠簸,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我低估了人性中那种理直气壮的恶。

两天后的傍晚,我正在书房整理下周的讲座资料,好友姜悦的电话火急火燎地打了进来。

“思源!你快看社交平台!那一家子疯子在找你!”

我心里一沉。

点开她发来的链接,一张我从机场贵宾通道出来时,被监控拍下的侧身照,赫然挂在一条长长的“控诉”博文上方。

发布者名叫“乐乐的超人妈妈”。

博文用极具煽动性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心理阴暗的女人”如何因为“孩子活泼好动”就“恶意举报”、“陷害无辜家庭”,导致他们全家被扣留、错过航班、旅行泡汤,并声称正在“重金悬赏”我的个人信息。

评论区的风向几乎一边倒,充满了对“毒妇”、“变态”的诅咒,和对“可怜母子”的声援。

我的手指有些发凉。

他们居然能弄到机场内部的监控截图。

刷新页面,一条新评论跳出来:“我好像有印象,她是不是坐CA330航班的?好像是个搞心理咨询的?”

“乐乐的超人妈妈”立刻回复:“私信我!重谢!”

不到一刻钟,我的职业认证账号“儿童发展心理咨询师-沈思源”,就被挂在了那条博文下的热门评论里。

攻击立刻找到了更具体的靶心。

那个女人迅速编辑了新的博文,用词更加恶毒:“大家看清楚!这个诬陷我儿子的恶毒女人,居然是个儿童心理咨询师!她自己心理扭曲成这样,怎么配指导别人家的孩子?强烈要求吊销她的资格,别让她再祸害人了!”

我的私信和账号评论区瞬间被汹涌的恶意淹没。

辱骂、诅咒、威胁,甚至有人PS了不堪入目的图片。

电话响了,是我的工作搭档,杨婧。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思源,网上的事是怎么回事?现在好几个预约客户都打电话来问,影响很不好。”

我简短地陈述了事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息。“思源,我知道你可能受了委屈,但咱们这个行业,最怕这种负面新闻。要不……你先暂时休息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事情冷处理下去再说。”

“你也觉得我应该躲起来?”我问。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工作室考虑。再这样下去,咱们的客源会受很大影响的。”她的声音带着疲惫。

我没有再争辩,挂断了电话。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房间里没有开灯。

我明白了,他们不只想让我难受,他们想彻底毁掉我赖以生存的职业和名誉。

也好。

那就看看,最后谁会更难受。

03

网络上的攻击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愈演愈烈。

“乐乐的超人妈妈”显然很擅长操纵舆论,她编造了更多细节,把我塑造成一个因为自己生活不幸而嫉妒他人家庭美满的疯子。

我工作室的公开电话开始接到骚扰电话,接线的同事小姑娘被骂哭了好几次。

我让她拔掉了电话线,暂停了所有对外预约。

我和杨婧的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她几乎每天都会暗示我,让我公开道个歉,“把事情平息下去”。

“思源,真相重要,还是大家的饭碗重要?你低个头,对所有人都好。”她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

“我没错。”我的回答始终是这三个字。

“可现在所有人都认为你错了!你得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在利益面前,合伙人的情谊薄如蝉翼。

“杨婧,我想,我们的合作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了。”我平静地说完,结束了通话。

真正的打击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清晨。

姜悦直接冲到了我家,把手机举到我面前,屏幕上是我工作室所在大楼入口的照片。

原本明亮的玻璃大门上,泼满了刺目的红色油漆,像肮脏的血迹。

旁边还用同样颜色的油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毒妇,滚!”

我的呼吸滞了一瞬。

他们终于把网络上的暴力,延伸到了现实世界。

我和姜悦赶到工作室时,油漆刺鼻的气味还没散去。大楼保安说监控拍到了两个戴帽子和口罩的人,但看不清脸,骑的摩托车也没牌照。

警察来了,做了笔录,但线索有限。

姜悦气得浑身发抖:“肯定是那家男的干的!除了他没别人!”

“我知道。”我看着那一片狼藉,声音出乎自己意料的平静。

“告他!我帮你找律师!”

“没有直接证据,很难。”我摇了摇头,拿出手机,从各个角度拍下了现场的照片。

在最初的愤怒和寒意之后,我心里反而升起一种冰冷的、异常清晰的感觉。

就像终于等到了对方亮出底牌。

“思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姜悦拉着我的手。

“当然不会。”我反手握住她,“悦悦,你相信我吗?”

“废话!”

“那好。”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存了很久但很少联系的号码。

“师姐,是我,思源。想请你帮个忙,查一个人。”

挂掉电话,我对姜悦说:“对付信奉金钱和野蛮的人,讲道理和走常规程序,往往效率最低。”

“我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和他们对话。”

04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足不出户。

我那位在知名财经媒体做调查记者的师姐,效率高得惊人。

几天后,一份详细的资料发到了我的加密邮箱里。

资料的主角叫孙茂才,也就是飞机上那个男孩的父亲。

他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但利润可观的建材公司,早年靠着一些不那么规范的手段完成了原始积累,现在正野心勃勃地想要拿下城东一个政府主导的社区改造项目。

而这个项目的关键审批人之一,是一位以作风严谨、尤其看重合作企业负责人“社会形象和家庭责任感”而闻名的领导。

资料里特别用红字标注,这位领导曾因合作方闹出家庭丑闻影响恶劣,而直接否决了其投标。

孙茂才的妻子,李曼,就是那位“乐乐的超人妈妈”。

她人生的核心就是儿子孙明轩,目前正动用一切资源,想把儿子送进本市以精英教育和严格筛选闻名的私立学校——嘉德国际小学。

下周,就是嘉德国际小学为期两天的“家庭体验营”,也是入学前最后的、最重要的观察环节。

学校的创始人兼名誉校长,是一位在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一生倡导“育人先育德”,最反感的就是被宠坏、缺乏基本教养的孩子。

我把这些信息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关掉了电脑。

第一个小小的回击,可以从李曼最在意的事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