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还是被激“怒”了，他在离开中国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严厉的小作文，打算“一吐为快”，斯塔默说：“我说过，我访华会给英国带来好处，我做到了！我争取了价值数十亿英镑的出口和投资协议，这其中就包括对英国威士忌产业的发展的推动。这就是我来中国的原因，为了把这些成果送到‘你们’家。” 斯塔默的这番话，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话语陷阱。他刻意将中英合作描述成“英国单方面获益”的赠予式关系，把自己塑造成“为国民争取福利的英雄”，却绝口不提中国在这场合作中获得的合理回报——中国消费者获得更实惠的优质威士忌，中国企业获得英国市场的准入机会，这种互利共赢的本质，被他简化成了“我给你们送好处”的单向叙事。 这种叙事错位，本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残留。在斯塔默的话语体系里，似乎中国市场对英国是“恩赐”而非平等的合作平台，中国降低关税是“让步”而非基于自身发展的主动选择。他忘了，中国早已不是需要依附西方市场的国家，而是拥有14亿消费群体、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大国。英国威士忌能进入中国市场，靠的是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靠的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诚意，而非斯塔默单方面的“争取”。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用“送到‘你们’家”的口语化表达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却巧妙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好处”真的能平等抵达英国每个家庭吗？苏格兰威士忌产业的红利，大概率会流向酒厂股东和少数从业者，而非受通胀困扰的普通工薪阶层；数十亿英镑的投资协议，更多惠及的是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底层民众能分到的羹少得可怜。这种用“全民获益”的话术掩盖利益分配不均的操作，是西方政客的惯用伎俩。 斯塔默的愤怒，其实是对“合作叙事主导权”的争夺。他清楚知道，在西方舆论场里，“对华合作”很容易被污名化为“妥协”，所以必须用“愤怒”的姿态和“单向获益”的叙事，来对冲这种污名化。他不敢承认合作的平等性，因为那会被保守派攻击为“示弱”；他必须强调自己的“争取”，因为那能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这种既要享受合作红利，又要在话语上占据“高地”的矛盾，让整个事件透着荒诞。 中英合作的本质，从来不需要这种话语包装。中国降低威士忌关税，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也是为了推动贸易自由化；英国企业来华投资，是看中中国市场的潜力，而非谁的“施舍”。双方坐在谈判桌前，基于各自利益诉求达成共识，这本是国际合作的常态，却被斯塔默的“愤怒小作文”搞得像一场政治表演。 最讽刺的是，斯塔默越是强调“我做到了”，越暴露了西方政客对合作本质的误解。国际合作不是政客的个人功绩秀，不是靠几句情绪化的话语就能定义的，而是基于市场规律、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当斯塔默忙着用话语包装合作成果时，或许该静下心想想：如果始终抱着“居高临下”的心态对待中国，这场看似光鲜的合作，能走多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