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7年，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未经请示就伏击日军，战后他带着缴获的香烟找旅长陈赓请罪，避重就轻地说，自己未经请示就抽了日军大佐才能抽的烟。而陈赓旅长表示：“打赢了，我照样记你大功！”   1937年，山西前线的局势十分糟糕，日军第20师团一边猛攻娘子关，一边派出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试图从测鱼镇偷袭包抄，要把晋东门户彻底踹开。   而在七亘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王近山面临着一个难题，他手头只有5个连的兵力，而陈赓的旅部远在四五十里开外。   在那个无线电还是稀缺品的年代，这几十里山路就是生与死的时差，如果按部就班派人请示，这一千多号鬼子和他们携带的物资早就溜得无影无踪。   更让王近山坐立难安的是一种名为“落后”的焦虑，看看周围的友军都在干什么：115师在平型关吃上了肉，120师在雁门关打了胜仗，就连陈锡联的769团都在阳明堡烧了鬼子的飞机。   同为主力团的772团如果再不开张，在这个靠战绩说话的乱世里，这就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生存权的问题。   况且，他心里还想着复仇，就在不久前，兄弟部队771团因为汉奸出卖，在七亘村附近吃了大亏，这口气不出，队伍没法带。   在所有人都盯着“违抗军令”的风险时，王近山算了一笔账：与其眼睁睁看着战机流逝，不如赌一把，于是，一场针对日军心理战开始了。   七亘村的地形，刘伯承师长早就看过：两边高山如墙，中间沟深路窄，是一个天然的棺材铺，而此时的日军，正处于一种毫无根据的亢奋中。   之前的顺风顺水让他们产生了错觉，行军队伍松松垮垮，不仅没派尖兵侦察，甚至嘻嘻哈哈地如同在此地旅游。   上午9点，伏击圈的袋口扎紧了，整整两个小时，居高临下的手榴弹和机枪把狭窄沟底变成了修罗场，当硝烟散去，除了满地的尸体和三百多匹骡马，还有王近山手里那几箱让他在陈赓面前挺直腰杆的“洋烟”。   当他把香烟拍在陈赓桌上，试图用“不知者无罪”来掩饰先斩后奏的尴尬时，陈赓给出的反应奠定了这支部队的基调，没有什么严厉的斥责，只有一句大实话：“打赢了，照样记大功。”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王近山只是个胆子大的猛将，但接下来的剧情，才真正展现了高级指挥官的恐怖算力。   就在第一次伏击结束后的第二天，师长刘伯承做了一个反常识的决定：就在七亘村，就在原地，再埋伏一次。   这完全违背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铁律，陈赓当时都愣了，这不符合逻辑。   但刘伯承赌的是日军的两个死穴，第一是“刚需”，前线的日军饿得直哭，子弹打光了，这批补给除非长翅膀飞过去，否则七亘村是必经之路，第二是“傲慢”，日本人信奉兵法里的“战胜不复”，他们笃定八路军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设伏两次。   事实证明，这种对人性的分析比枪炮更致命，时隔仅仅一日，日军的辎重部队果然再次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同一个陷阱，这一次，王近山没再客气，又留下了100多具尸体。   连续两天，同一地点，两次重创敌军，这也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这两场仗打完，不仅仅是切断了日军几天的补给线那么简单。   你看那几天的386旅，画风突变，战士们脱下了破旧的棉袄，换上了日军的黄呢子大衣，脚蹬皮鞋，背着三八大盖，嘴里叼着缴获的洋烟，有的甚至骑上了东洋马，这种物质上的极度充裕，给士气带来的提升可不是一丁半点。   多年以后，当我们看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那个“不守规矩、只看结果”的混不吝形象时，总能看到王近山的影子。   那个在七亘村敢于切断通讯、甚至敢于把“抗命”当做筹码的副团长，其实用行动诠释了这支军队的打仗逻辑：在民族存亡的绝境里，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而胜利，是唯一的真理。  信源：王近山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三次“撒疯”之战——今日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