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印度和欧盟在第16届印欧峰会上签署了被誉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India–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覆盖全球25%的GDP与20亿人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其为“协议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als），印度总理莫迪则视之为“历史性里程碑”。该协定自然也引发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比如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赞扬“印欧自贸协定以规则合作应对单边压力”。 从整体表述看，各方都在努力将协定塑造成一次具有超出贸易本身意义的重大突破。 尽管印欧自贸协定被塑造为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果，但回归贸易结构与执行现实，其经济成效可能被高估，更多体现为有限改善。 首先，关税红利有限且结构不对称。 欧盟工业品平均关税仅约3–4%，印度超75%的对欧出口已享低于1%的税率，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空间有限。相反，印度对欧盟商品平均关税仍接近10%，且集中于汽车、零部件等高敏感领域。虽然协定作出让步，却以分期、配额等方式延缓开放。这种印度开放高壁垒领域、欧盟开放低壁垒领域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印度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快于其对欧盟的出口升级，甚至在短期内扩大印度对欧盟的贸易逆差。 其次，印度出口扩张面临的核心障碍并非关税，而是严苛的非关税壁垒。 印度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海产品等在欧盟市场主要受环保（如欧盟森林砍伐条例）、可持续供应链等合规约束。例如，印度仅占欧盟纺织服装进口的5%，远低于中国（28%）、孟加拉国（22%）等。即便关税降低，合规成本与审查难度仍可能抵消关税红利。同时，欧盟企业长期不满印度质量控制令（QCO）等合规成本，此次自贸协定设立的“快速反应机制”（RRM）能否奏效，仍取决于印度监管能否真正改革。 再次，印度国内借协定“倒逼改革”的期望恐难实现。 尽管有观点认为开放将推动产业升级与监管现代化，但该逻辑依赖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与产业协同能力。印度面临行政碎片化、改革落地难、制造业处于中低端且依赖中间品进口的现状。在此情况下，开放未必自动转化为竞争力，反而可能因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升级，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使协定成为结构性压力而非发展推力。 此外，协定可能带来显著的调整成本与外溢效应。 印度劳动力规模庞大、非正规经济占比高，若产业升级滞后，失业与社会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对外，协定将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同样依赖欧盟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凭“最不发达国家”待遇享受零关税的孟加拉国纺织业。这可能引发新的贸易与政治摩擦，削弱印度在“全球南方”的道义话语权。 综上，印欧自贸协定的政治与战略意义显著，但其经济影响宜理性看待。它更接近对既有贸易关系的有限优化，而非增长引擎。在国内治理、产业能力、外部规则未有根本改变之前，不宜对其经济转型作用抱有过高期望。【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