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失守，3所北方名校被迫合并南迁，近300名学生、十几位青年教师，从长沙出发，要在68天里走完约3500里，到昆明继续上课。对当时财政吃紧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昂贵却不得不做的赌注。 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以“湘黔滇边区绥靖主任”的名义，给湘西、黔东几路土匪头子写信，请他们在这三千多里路上“高抬贵手”，信里反复提到“读书人”“抗日”“不做亡国奴”这3个关键词。 占山为王的土匪，按理说遇到这样一队手无寸铁的“肥羊”，一票就能搞到几百套被褥和几十箱书本。可在抗战第2年，这些人算的另一笔账，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烧杀抢掠，比他们几十年打劫还要狠。 学生一路听说哪段路有山寨、哪一带“出过事”，夜里还曾被山沟里密集枪声惊醒，以为要丢命。天亮打听才知，是两股土匪火并，抢的是地盘，不是这支不足400人的旅行团，某种意义上也算履行了那封信里的“承诺”。 国民政府派中将黄师岳护送，他带兵沿途探路，安排住处。贵州玉屏县贴出布告要求全县照顾这些外地大学生，有的地方免掉伙食费，有的乡绅自掏腰包，零零碎碎加起来，至少缓和了那68天里最难熬的几夜饥饿。 抵达昆明东郊时是1938年4月，一个普通的春日上午，这支队伍衣衫褴褛，却撑起了后来8年西南联大的课堂。两弹一星元勋里，不止1位曾在那几间茅草房听课，这种“高成本教育投资”的回报，几十年后才被看清。 校方事后送黄师岳一只金表和500元，他原封退回，说“这三千里路护的是读书种子”，在当时每月军饷也就几十块的情况下，这种拒绝并不轻松。 从土匪回避一桩近在眼前的“买卖”，到军人、百姓默默托举，也许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物价飞涨、前线吃紧的时代，是什么让这么多人愿意为一群学生让出路、腾出房、掏出最后几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