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冬，河南一间土屋里，89岁杨钦典去世。邻居掀开枕头，摸出一张1949年的旧纸条和一本起毛的《红岩》，扉页上清楚写着罗广斌的名字。 在档案和口述史里，他是重庆白公馆的国民党特务，1949年夏天按住8岁宋振中，看同伙刺刀落下，那截从孩子口袋滚出的铅笔头，他记了几十年。 可11月27日夜里，同一个人又违抗命令，放出歌乐山监狱的19名革命者，边喊“解放军进城了”，边把写有住址的纸条塞进军装口袋，为自己和他们一起改写结局。 他后来只说，那一晚既怕枪毙，也想到母亲信里那句“家里分了3亩地”。重庆解放后，他在街头打听3天，确认俘虏没被就地处决，才拿纸条去公安局自首，这更像一笔算计和一丝悔意纠缠在一起。 1960年代，他因旧案被判20年，再押回重庆。1966年后，有人劝他改口，只要把那19人说成潜伏特务就能“好过点”，这个没读过几本书的农民却一直咬死真相，没有把第一次放人变成第二次伤害。 1982年，卷宗被重新翻出，那19份证言和纸条前后一致，他获平反。74岁出狱后回到河南，在那3亩地里弯腰种了一辈子，还几次推掉政府补助，像是用几十年的劳累偿还1949年前后的血债。 他的人生像被劈成两半：一头是杀童的血账，一头是1949年放人的选择和1966年守口如瓶的倔强；面对这样的个人史，我们能下的判断究竟该落在哪里，恐怕还值得慢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