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湖北某中学，一名女教师下课回到办公室后突然失声大哭，称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班里第一名、第二名2个学生陆续办了转学，她担心班里学习氛围和成绩被打散，直言：“比离婚还伤心！” 没人笑话她矫情，反而不少家长、同行看了都跟着揪心。 这位老师今年二十八岁，教数学，带的是初二（3）班，这个班总共41个学生，数学成绩差得扎眼：足足22个学生不及格，剩下19个里大多成绩平平，全靠李哲和周雯两个孩子撑着门面。 李哲的数学卷子从没下过98分，周雯的物理实验报告连老师都批“可作范本”，这不是夸张，是好几家平台核实过的事实，连学校教务系统的分数记录都能佐证。 为了带好这个班，老师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就到校，比早读还早半小时，放学后还要把13个后进生分成三组补课，很多时候都是李哲和周雯帮着盯进度。周末别人休息，她自己出三套题打印出来发群里，红笔改完再一张张拍照回传，这些事从没报过奖，却全是实打实的付出。   第一个走的是李哲，他爸妈工作调到武汉，转学手续办得特别快。走的前一晚，李哲还在办公室帮老师改完最后一张练习册，老师送他到校门口，强装平静说“保持联系”，可第二天她连早饭都没吃，教案本上把周雯的名字划了七道横线。 没等她缓过来，周雯的家长也来了，提着水果客客气气地说“不是学校不好，是孩子想冲竞赛班”。这句话刚落，老师转身就躲进洗手间，出来时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   谁都明白她为啥崩溃。表面看是少了两个好学生，实际上是她两年的心血全落了空：熬的夜、改的作业本、喝的中药、攒的耐心，在学校的考核系统里就变成了两行冰冷的数字——班级平均分掉了4.3分，优秀率跌了12%。 学校通知说“转学不影响考核”，可考核细则白纸黑字写着，连续两年成绩没达年级均值，就取消职称参评资格。 她不是非要留着这两个学生，是留不住自己一直坚持的工作逻辑：那些她教不会的知识点，李哲和周雯能讲明白；那些她管不住的课堂纪律，这两个孩子一句话就能镇住。现在人走了，早读没人带头，小组作业没人收，连黑板报都没人愿意画了，好好的班风一下就断了链子。   有人说她太较真，可没人知道基层老师的难处。上面发文件说要“弱化结果导向”，可她带41个学生，20个得从加减法重新教，哪有时间搞“过程性评价”？上个月她想把周雯的错题本拆开复印给全班，印了30份花了八块六毛钱，还被后勤叫去问“谁批的单”。 教育部的调查报告早就说了，近七成老师都要面对成绩和绩效挂钩的压力，四成老师有抑郁焦虑倾向，她的崩溃不过是千万基层教师的缩影。   这根本不是“丢了两个尖子生”那么简单，是教育资源竞争和评价体系拧出来的疙瘩。家长想让孩子冲更好的平台，要么往大城市转，要么奔竞赛班，这无可厚非，可受伤的是守在原地的老师和班级。对老师来说，这就像辛苦盖房子，快封顶了主梁被抽走，之前所有的加班、陪跑、鼓劲，一下都没了落点。对班级来说，尖子生不只是分数的“门面”，更是学习氛围的“定海神针”，他们一走，剩下的学生没了榜样，连学习的劲头都弱了半截。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种事儿不是个例。现在县城中学的老师都怕尖子生转学，因为考核就盯着平均分、优秀率这些硬指标，哪怕你把后进生从30分提到60分，都不如尖子生考个满分管用。 老师的初心都是想当“好老师”，可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依赖尖子生撑成绩，这种错位的评价体系，把教育的本质都扭曲了。   后来年级组长给她换了个初三的班，学生少点，基础也好点。她没推也没谢，只是把李哲和周雯的作业本放进抽屉最下面，没锁也没扔。 再后来有人见她批作业，红笔字写得密密麻麻，句尾总带两个点，像没说完的话——那些话或许是写给现在的学生，或许是写给那两个已经转学的孩子。   她哭不是软弱，是两年四百多节课、两千多次提问、一万七千多句“听懂了吗”，最后被两张转学手续轻轻掀翻了。她只是太认真，认真到忘了在这套评价体系里，连心血都能被量化，人都能被替代。可这份认真，本不该是被辜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