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找到浦安修，低声请求说：“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浦安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 一九七二年刚过年，彭德怀的脸色就不太对，发青发黄，像熬了很久的夜。 人也没精神，走几步就喘，眼神里那股硬气还在，身子却跟不上。 周总理听到情况，没让人拖着，安排做检查。医生一问才知道，彭德怀不舒服已经很久，最麻烦的是便血，有时还会突然晕倒。懂行的人都清楚，这不是小毛病，八成是大事临门。 人很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三零一医院。那里设备精、专家多，检查一套接一套，内科外科凑在一起会诊，结论落下：直肠癌晚期。 消息一出来，旁人心里一沉，谁也没料到病这么重，还一直不声张。 彭德怀自己倒稳，听完不吵不闹，话说得直来直去：治不好就别折腾，国家资源别往他身上砸，留给真正用得上的人。话硬得像石头，落在屋里却有回音，听着让人鼻子发酸。 同一段日子里，侄女彭梅魁心里像揣着火，想找伯伯，想送点日用品，想见一面，说几句话也好。门路却像被棉絮堵住，怎么摸都摸不到。 她想来想去，去找浦安修。 按理说，因为各种缘故，浦安修已不能算作“伯母”，彭梅魁还是信她，毕竟曾经是亲人，人情债不是说断就断。 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一个上午，彭梅魁到了浦安修家，开门见山提要求：想打听彭德怀下落，想知道能不能送东西、能不能探望。 浦安修听完，心里不落忍，沉了沉，只给了一句：去找我姐姐。 话短得，像随口一说，背后却是条路。 浦安修心里盘算的是给周总理写信，她自己出面不合适，怕惹麻烦，就想到姐姐浦杰修，让姐姐帮着张罗。 彭梅魁觉得可行，立刻同浦安修去浦杰修家。 浦杰修一向热心，愿意帮忙，也有难处，她们处境也艰难，名义最好别用她的。 彭梅魁没含糊，当场扛下：用她的名义。信写得不长，字句收着写，只问三件事：彭德怀在哪儿，能否送日用品，能否探望。写多了怕生事端，写少了怕问不出要害，分寸就卡在那几行字里。信寄给周总理。 周总理那边一直关注彭德怀的身体，只是工作压身，自身也不太好，常常顾不上。 等腾出空来，周总理把三零一医院负责彭德怀诊治的卞自强医生叫到西花厅，问得急：情况怎样，还不肯手术吗。 卞自强也无奈，说确实劝不动。 病情已无力回天，手术依旧得做，至少能延长寿命。几个人合计后，把突破口放在彭梅魁身上，让她再试一次，换个问法，别硬碰硬。 信件带来的变化慢慢显出来。 周总理帮忙打通了寄送通道，彭梅魁能给伯伯寄东西和日用品。 起初要经卫戍区转送，程序多，绕来绕去。时间久了，熟悉些，彭梅魁能亲自送。对她来说，这不只是把一包东西递过去，更像把断掉的线重新接上，心里才不至于悬着。 一九七三年四月，彭德怀身体更差。 组织关心，允许彭梅魁常去探望，能坐在床边聊几句。彭梅魁心里感激，见了伯伯就问疼不疼。 彭德怀笑笑，说不疼。笑归笑，病归病，哪有不疼的道理。医生那边催得紧，手术是眼下最要命的关口。 彭德怀却不太愿意，觉得既然晚期，治也治不好，何必浪费时间和资源，倒不如留给更需要的人。医院着急，找到彭梅魁，请她劝一劝。 那天上午，彭梅魁进病房，看见伯伯躺着，喉咙像被堵住，一句话说不出来，只能紧紧拉住伯伯的手。 彭德怀从握手的力道里感到侄女的悲伤，也回握得很紧，像在说别慌。 彭梅魁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擦了又擦，还是劝伯伯动手术。 彭德怀摇头，为了打断她的话，撂下一句硬话：走吧，以后别来看，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听得心口发紧，还是不甘心。 按着西花厅那边的商量，彭梅魁再去见伯伯时改了路数，不急着劝刀口，先问：是不是有啥心愿没了结，才不愿动手术。 话一出口，彭德怀沉默了片刻，终于说出真实顾虑。一个原因是资源观，晚期了，治也治不好，别浪费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更扎心，担心手术失败耽误工作，也担心到头来见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这会成最大遗憾。 彭梅魁听明白了，安慰伯伯，手术会成功，早做早好，等好了再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 彭德怀还是将信将疑，示意侄女扶他起来走走，不想一直躺床。 走不了多久就没力气，靠着侄女挪到沙发坐下，长叹一口气，抬眼问：梅魁，这病只能手术吗。 彭梅魁点头，说手术是最好的办法，没有别的路。彭德怀想了会儿，终于松口，同意手术。彭梅魁听见这句话，眼里一下亮了。 三零一医院很快排好手术日程，专家操刀，手术做得顺利，大部分癌细胞被切除。 人从手术台下来，后面就看康复。 彭德怀精神好些时会看书，《史记》《马恩选集》放在手边，翻几页，像用书页把疼痛压一压，也像给自己找个清静处。彭梅魁尽量抽空探望，陪他说话，劝他配合康复。 彭德怀的信心被一点点托起来，心里盼着能好些，能见到该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