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骑兵第五师侦察连，将300多名土匪围在山谷，连长下令：“准备射击！”师长却大喊：“不准开枪！”全场愣住。三天前，赵排长带17名战士阻击骑匪，掩护主力突围，全部牺牲。尸体散落在草原上，血还没干。现在仇人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能打？ 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剿匪期间，骑兵第五师侦察连追击一股残余骑匪，把对方三百多人堵在河谷里。连长武能奇下达准备射击的命令，战士们已经拉栓瞄准，现场气氛绷到极点。师长吴克之突然喊停，不准开枪。 这一声把全场人都震住了。很多人当时就想不通，三天前赵排长带十七名战士断后，掩护主力撤离，结果全员牺牲，遗体还躺在草原上，血迹都没干透。仇人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能开枪打？ 事情的根子其实不只是单纯报仇那么简单。骑兵第五师那段时间在伊克昭盟剿匪，面对的主要是当地一些王公贵族纠集的骑匪武装。这些骑匪里头，真正死硬的匪首就那么几个，大部分是裹挟进来的蒙古族牧民、青壮年和他们的家属。 1950年的内蒙古草原，民族关系、宗教影响、王公制度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单纯靠军事打击很容易把矛盾扩大成民族对立。解放军当时的剿匪方针很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开枪把谷底几百人全扫一遍，死的可能有几十个真匪首，但更多是普通牧民，家属一哭二闹，周边部落立马反水，后续工作就彻底没法做了。 三天前那场阻击战，赵排长他们十八人牺牲，确实把侦察连的火气点着了。骑匪当时靠人多马快，追得很凶，赵排长主动请缨带人断后，硬是顶住了，给主力争取了宝贵时间。主力赶回去收尸的时候，全连上下都红了眼，发誓血债血偿。 武能奇作为连长，带着这份仇恨追了两天，终于把对方堵死，情绪上完全可以理解。可师长吴克之经验老到，他知道这一枪下去，短期解气，长期后患无穷。伊克昭盟的剿匪不是打完就走，而是要让草原安定下来，让蒙古族群众认清谁才是真正为他们好的队伍。 所以吴克之当场制止开枪，强调谷底多数是被裹挟的群众，解放军不能对无辜百姓下手。结果现场没控制住，一挺重机枪还是走了火，几个骑匪倒下，零星枪声跟着响起来。 吴克之直接让警卫连收了机枪，当场宣布撤销武能奇的连长职务。侦察连被迫撤出阵地，骑匪趁乱跑了。这件事在部队里传开，有人觉得师长太软，有人觉得连长太刚，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撤职以后，武能奇一度想自己去报仇，写了词压在枪底下。吴克之找他谈了一次，点出骑匪内部的情况：小王爷奇世英的父亲奇正山其实已经暗中接触投诚意向，如果把残部全歼，招降工作就全黄了。 更关键的是，师部有内鬼，情报多次泄露，造成损失。必须有人打进去，揪出叛徒，保护奇世英，彻底搞清特务网络。 于是部队搞了一出苦肉计，公开把武能奇降成饲养员。深夜他和宋有假装叛逃，跑出去几十里，武能奇还中了枪，差点没命。 骑匪那边早接到消息，派人接应，把他送到浊淖村教堂治伤。伤好后，武能奇靠本事混进骑匪核心，负责保护奇世英。他慢慢摸清了情况：所谓精锐多是解放军逃兵，被家人扣着才干活；奇世英经常跟一个姓刘的特派员见面，这人就是搅黄投诚的关键。 情报传回去，师部很快锁定了机要员崔兴五，此人原来是抗日游击队出身，后来受教堂影响被策反。抓了崔兴五，顺藤摸瓜挖出一串特务。刘从州就是那个“刘特派员”，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在大树圪梁村开大车店，给骑匪送武器弹药。剿匪部队化装成车夫突袭大车店，活捉刘从州，缴获枪支一千二百支、机枪十一挺、迫击炮两门，外加大量弹药。 接着又抓了军统少将王瑞森和奇正山的联络员。根据口供，对奇正山股匪发起总攻。奇正山带残部逃进古寺，想走方丈海池的地道，结果还是被堵住。海池这个人表面是和尚，实际是阎锡山旧部，手上沾过不少血，后来也在茶馆被抓。 1952年春天，最后一个匪首刘宝才在百眼井被击毙。武能奇和宋有归队。不久奇世英带着家人投诚。 吴克之对他宽大处理，还派人护送回乌审王府。奇世英回去后沿途宣传政策，一个月内三千多名骑匪回乡自新。整个伊克昭盟剿匪前后两年才算彻底结束，奇正山、海池等罪行特别严重的百来人被依法处决，比利时神甫德安明也被驱逐出境。 回头看那次山谷对峙，师长喊“不准开枪”不是心软，而是算的长远账。草原上的事情，杀得再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把极少数死硬分子孤立掉，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武能奇后来归队，继续干他的侦察工作，奇世英也记着他这个“知心好友”，但武能奇自己只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