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决策者的家属、资产都在国外，这个核心决策者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这话听着刺耳，却实实在在地戳中了一个全球政治中普遍存在、又常常被刻意回避的“伦理黑洞”。我们暂且不给任何具体的人或国家对号入座，单把这个命题摆在桌面上看看：它的内在逻辑，究竟有没有道理？ 卢老师的观点，其实触及了现代政治治理中一个最古老的命题：利益关联与忠诚度分割。用大白话说就是，你的核心利益在哪里，你的真实关切和最终选择，就很难不受其牵绊。 一个将军的指挥部不能安在敌营，一个裁判员的家人不能在场边下注，这是最朴素的常识。把这个常识放到国家治理的顶层，其严肃性和危险性是指数级放大的。 想想看，核心决策者掌握着国家战略方向、资源分配、安全机密的最高权力。如果他的配偶、子女长期生活在另一个价值观、法律体系乃至潜在竞争对手的国家， 享受着那里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如果他的大量资产通过种种渠道配置在海外市场、离岸信托里，那么他在做重大决策时，真的能完全做到“无私”吗？当国家利益与他家人居住国的政策发生摩擦时， 当一项旨在限制资本外流或触动国际既得利益格局的政策可能影响其海外资产时，他内心天平的那一丝微妙颤动，都可能让一个国家的航向出现偏差。 这并非危言耸听。国际政治中，这种“裸官”或“资产海外化”的领导人，其政策往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两面性”：在国内，他们可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但在涉及跨国资本、国际金融秩序、地缘战略妥协等关键问题上，他们的政策底线往往异常灵活，甚至出现与本国长远发展利益不符的让步。 历史上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任期内大肆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其家族和亲信则在过程中攫取巨额利益并转移海外，最终给本国留下债务危机和社会撕裂。他们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国家，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其家族资产所在的海外体系服务？这笔账，很难算清。 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人身攻击”，是“不相信精英的爱国情怀”。问题恰恰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不能建立在纯粹依赖个人道德自觉的沙滩上。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复杂和利益的诱惑。 将核心决策者的重大切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物理绑定”，是一种最起码的、也是底线的风险防范机制。这并非否定跨国生活或全球资产配置的个人自由，而是说，一旦选择承担最高级别的公权力，就必须接受与之相匹配的最严格的利益回避要求。这叫做权力的代价。 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国家对此有着极为严苛的规定。比如，某些重要岗位的任职审查，会详细核查本人及近亲属的海外关系与资产情况，并将其作为忠诚度和可靠性的关键评估指标。 这并非不近人情，而是现代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操守。它传递的信号是：你要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与这个国家“共命运”，你的家庭未来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深深绑定，而不是留有“逃生舱”和“避风港”。 卢麒元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对 “治理者责任归属” 的尖锐追问。它挑战了一种模糊地带：那些口口声声为国家服务，却把家庭和财富的安全感寄托于他国的人，其权力的最终服务对象，是否还纯粹？这问题不针对特定个体，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伦理原则，值得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深思。 一个健康的肌体，必须确保其大脑中枢的血液供应和神经信号，纯粹为肌体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不能被外部的管线遥控。 说到底，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掌握在那些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任何退路和“飞地”的人手中。这无关狭隘，关乎最根本的信任与责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