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要把人捧成神。这话在理，但话中有话，意中有意，是有所指。那就直说吧，毛泽东主席是人，决不是神，也决不是救世主。他是最富有感情的人，是胸怀博大的人，他的满眼是人民的疾苦和福祉。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一位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顶天立地的大地之子。 有人常说，人别往神坛上抬。落到毛泽东主席身上，这句话更值得细看。史料摊开，他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是一个性子刚硬、心里装着许多具体事的大地之子。 一九四九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标志新中国诞生。 镜头之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烂账：帝国主义特权要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要打破，一个四分五裂、匪患不断、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要被推向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 毛泽东主席盯着的是翻篇，把这个国家挺立起来。 新国家要有骨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进国家安排。 权力怎么来、谁来用、各民族怎么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话，有了答案。 经济上，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穷二白”的家底重新起算。 不到三十年，在残破基础上建起独立而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发展速度被评价为总体相当快，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起跑垫下了板。 党本身也在长。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是一支幼年的队伍，在各种势力夹缝中挪动。胜利和失败交替，队伍时大时小。 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要把党建设成全国范围、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上都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称这是“一件伟大的工程”。延安整风把二十多年正反经验摊开，总结为理论。邓小平回忆那时前线后方“生气勃勃”，既敢讲，又守纪律，这样的党才带得动中国。 执政以后，矛盾更多转向内部。毛泽东主席反复提醒，要防腐化变质、防脱离群众、防“做官当老爷”，最反感那股“衙门作风”。邓小平后来接着说，不要“做官当老爷”，算是把话明说出来。 一个党能不能长期保持先进性，看敢不敢拿这种病开刀。 军队是另一根支柱。 最初那支队伍，多数是农民，旧军队习气不少。 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盯住吃饭、住宿、对老百姓伸不伸手这些细节；古田会议明确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把旧军队那一套清出去。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三八”作风，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从实战里磨出来。 纪律是不是空话，看战场外最清楚。 解放上海时，解放军进城，有房不住，露宿街头；辽西战役打到锦州，秋天苹果挂满枝头，老百姓家里筐里篓里都是，战士一个不拿。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一句话，把这支军队和旧社会的兵痞分开。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走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生产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也参与经济建设，这种自觉就是底气 新中国头几年，经济困难写在档案里。 就在那个关口，国防尖端技术要不要上马成了难题。毛泽东主席的回答很干脆，要下决心搞，说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的起步，从这份判断里长出来，是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国家底座垫牢的选择。 对外这头，他也亲自把舵。新中国从一开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摆脱“弱国无外交”的局面。一九七六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一百一十一个。邓小平谈到当代中国能够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说不能不记住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这些实践，在原文里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党建，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毛泽东同志自己说，写出来的文章，是几十年斗争的反映，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关起门空想出来的。有失败，有压力，在一次次实践中琢磨政策、策略、战略战术，理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写成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强调要长期坚持。 邓小平多次提醒，这面旗帜丢不得，丢了就等于否定党的光辉历史。 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写进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十年的探索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被看作连续又有差别的两个时期，不宜互相否定。 这样回头看，毛泽东主席身上有光也有影，有站在城楼的一刻，也有带着队伍绕过的弯路。 把人抬到云上，真实痕迹会被遮住；一笔抹黑，又看不见旧中国向新中国翻身时那一下震动。把他放回土地上，那句评价就更顺眼：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一位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大地之子，脚下有泥，眼里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