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伪军一师长派人给粟裕送了一包烟。粟裕不解，以为是敌人送礼，便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谁知里面有张纸，看了内容后，粟裕冷汗直冒，立马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冬天，苏中一处新四军指挥部，警卫员送进来一包烟，说是前线一位日伪师长托人带来的。粟裕接过烟盒，敲了敲盒盖。 烟盒被慢慢撬开，几支烟旁边缩着一团纸。他把纸抻平，从头到尾看完，脸上的神色一下收紧，只说了四个字，全军集合。 写这张纸的人，是名义上的伪军师长施亚夫。 一九一五年，他出生在南通。年轻时在家乡参加红军，后来按组织安排转入地下，在工人中发动罢工。那次行动闹大了，他被捕，押上法庭，被判十五年重刑，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飞机轰炸城市，监狱也在空袭里乱成一团，狱卒顾不上看牢，囚犯纷纷往外冲。 施亚夫趁乱脱身，回到南通，只见街上都是敌人的军靴和刺刀。 他又把愿意抗战的人聚在一起，组织起一支小型武装，夜里活动，一边袭扰敌人，一边寻找党组织。占领当局盯上这支队伍，后来干脆把他们拉去“改编”，穿上伪军制服，编进日伪军序列。 施亚夫被封为师长，在新四军看来，是潜伏在敌营里的线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火田俊六在华中前线主持作战会议。 情报员汇报，说新四军多名高级领导正在苏中南坎一带开会，来回路线、护卫人数、沿途地形都已经掌握。 火田俊六当场拍板，要集中兵力，对苏中、苏北的新四军进行一次斩首式打击，重点盯住这些首长返程路上的几个节点。 在场的伪军军官，有人附和，有人讨好。 负责具体指挥的小林司令被点名表扬，施亚夫坐在一旁，心算得飞快。敌人把返程路线掐得这么细，只能说明新四军内部有奸细，而且靠近电台和行军路线。 他估计时间不多，起身借口离席，钻进厕所，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写下几句：日军准备在苏中、苏北集中打击新四军，各级首长返程路线已经泄露，必须立即转移。他压住情绪，没有在纸上直接写出奸细，只把怀疑锁在掌握电报、线路的那一层人。 纸条被折成一小团，塞进普通香烟盒。 他把烟盒交给跟了自己多年的心腹，叮嘱一定要拼命赶路，亲手把东西交给粟裕，再把会上的情况和对奸细的大致判断当面说清楚。心腹点头，转身离开，这一趟跑的是生死线。 送信的人前脚刚走，施亚夫又回到会议室。 火田俊六继续在地图前调兵，小林在旁帮腔，他走到地图前开口，说南坎那块地方靠海，东北两面都是水，新四军指挥层不会随便把重要会议放在这种地形，地点很可能有问题。话说完，他就收声，不再多讲。 小林天性多疑，立刻捏着地图琢磨，对出兵时间犹豫起来。火田俊六虽然维持原计划，行动节奏却被拖慢了一截。关键的时间点已经往后推， 那包烟送到新四军指挥部时，屋里一下紧了。 敌人的师长平白无故送礼，粟裕拆开烟盒，抽出那张纸看完，心里有了数，叫送信的人进屋，把日军会议的经过再细细说一遍，把施亚夫对奸细范围的判断一并讲清。 心腹把过程从头讲到尾，从火田俊六的部署，到小林被当众表扬，没有落下关键点。粟裕一边听，一边把掌握电报和行军路线的干部在脑子里过了一圈，目光最终停在电报科长身上，这个人的位置、接触的信息，都对得上那几条线索。 屋里的人看向他，等命令。 他当场下达指示，全军集合，按新路线撤离，所有原定返程线路全部废掉，全线实行无线电静默，与外界联络另换方式，电报科长就地控制审查。 南坎那边的会场很快清空，与会首长分批撤离，新路线走得急，也绕开了敌人的伏击圈。 日军方面照着旧情报出兵，部队沿着既定返程路线推进，结果只围住一片空地，心里窝火。指挥部开始怀疑内部保密出问题，往回查，却摸不到那只早已远去的烟盒，更抓不住那张纸。 新四军在转移途中，把电报科长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把潜伏在内部的奸细揪出来，通讯保密从此收紧了好几道。 一九四二年这场较量，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笔注脚，对施亚夫来说，是在敌营里走出的险步。此后两年，他继续戴着伪军师长的身份，向根据地递送情报，日军几次行动落空。 拖到一九四四年冬天，日本人察觉自己的计划屡屡泄露，怀疑渐渐落在他身上，盯防越来越紧。 他抓住时机，带着两千多人脱离日伪系统，回到新四军队伍。这支披着伪军外衣的部队站回抗战一侧。新中国成立以后，施亚夫转到地方，在江苏省建设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把力气用在工厂、道路和水利建设上。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南京去世，享年九十六岁，那包烟和那张纸，在很多老兵心里一直没有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