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就义后，照片上是他的三个孩子，长女16岁的李星华、次女李炎华当年8岁，和次子李光华4岁，李大钊共有五个子女，长子李葆华、次女李炎华不在其中。 先跟大家澄清一个关键细节——原文里“次女李炎华不在其中”是笔误，真实情况是，照片里没出现的是长子李葆华和刚出生不久的幼子李欣华。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忍绞杀，年仅38岁。那时的长子李葆华已经是有两年团龄的革命青年，正被反动当局通缉，只能化名“杨震”，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避难，根本没法出现在家人的合影里。 李大钊牺牲后，这个家庭瞬间塌了天。他任北大教授时，每月工资高达200多块大洋，再加上兼课收入，本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可他把大部分收入都投进了党的活动经费，还经常拿钱资助穷学生，到去世时，家里翻遍了也就剩下一块大洋，连安葬费都凑不出来。16岁的李星华一夜之间扛起了“顶梁柱”的担子，母亲赵纫兰悲痛过度卧床不起，她既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又要看着8岁的妹妹和4岁的弟弟，还得想办法挣钱糊口。为了不落下学业，她经周作人安排，在学校刻蜡版、印讲义，每月挣15块大洋。这笔钱要交学费，要给母亲抓药，还要给弟妹买口粮，几乎每个月都捉襟见肘。 李星华的这份坚韧，完全是继承了父亲的风骨。1932年，母亲赵纫兰病逝，可李大钊的灵柩已经停放了六年，连浙寺的停柩租金都欠了不少。19岁的李星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找父亲的老同事，想变卖父亲留下的藏书筹措安葬费用。当时帮她寄存书籍的钱玄同先生拖着病体四处奔走，帮她联系买家。可就在事情有眉目的时候，钱玄同突发脑溢血去世，李星华只能强忍悲痛，咬着牙继续撑起这个家。后来还是在北大师生和父亲友人的募捐下，李大钊才得以公葬。谁也没想到，这场公葬最后变成了一场反抗反动统治的示威游行，军警当场开枪驱散人群，李星华姐弟在混乱中护着父亲的灵柩下葬，那场面，想想都让人揪心。 远在日本的李葆华，从来没忘记父亲的嘱托。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一边啃书本钻研学问，一边秘密组织华侨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当即中断学业，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北岳军区政委，参与指挥清风店、石家庄等关键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管坐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守着父亲传下来的清廉作风——任央行行长时，办公室的沙发弹簧断了，他缠上布条接着用；公文包补丁摞补丁，他也舍不得换；三年困难时期去粮店买粮，发现粮食配额不对，他当场据理力争，哪怕被公安人员带走也不肯妥协。 李大钊另外三个孩子，也都用一辈子践行着父亲的信仰。次女李炎华一辈子扎根教育一线，从老家乐亭的村小教师做起，后来执教冀东建国学院，把一辈子的心血都献给了乡村教育；次子李光华14岁就跟着队伍参加冀东抗日暴动，历经战火洗礼后赴延安深造，1964年牵头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带着团队攻克显像管核心技术，让我国电视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退休后他拒绝单位配车，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幼子李欣华长大后，主动放弃北京城区的优渥工作，跑到门头沟矿区中学当老师，还专门为矿工开办夜校，拿出三个月的工资买显微镜，给学校建起生物实验室，直到病逝，他床头还放着边区颁发的“优秀教师”奖状。 李大钊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借着父亲的光环谋取私利。李葆华的儿子李宏塔，担任厅局级干部时，一直住在60平方米的旧房里，四次主持单位分房，经手近200套房子，自己却一套都没要；李大钊的曾孙李建生，退休后住在不足50平米的老旧单元房里，从来没因个人问题向组织伸过一次手。对比当下一些借着先辈光环谋名谋利的现象，李家三代人守着的“清廉传家、实干报国”的家风，真的太珍贵了。 革命先烈的伟大，不只是他们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更在于他们用精神和家风滋养了后代，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李大钊用38年的短暂人生，照亮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他的子女们则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着“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誓言，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这种不慕名利、坚守信仰的家风，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行动准则，值得每一个人学一辈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