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杜月笙娶姚玉兰那天，杜公馆张灯结彩，宾客云集，排场远超前三房太太。婚后不久，她先为杜家添了女儿美如，后来又在杜月笙近50岁时生下小儿子杜维嵩，这个迟来的儿子，自然成了全家的心头肉。 自姚玉兰进门，前几房太太渐渐失了宠，她却懂分寸，常劝杜月笙别冷落旧人。然而在孩子身上，她和丈夫却明显失了“度”——对杜维嵩是百依百顺、事事遮掩，几乎不给他碰壁的机会。 童年的杜维嵩，生活在锦衣玉食、众星捧月之中，衣食无忧，备受呵护。可这样的日子，慢慢把他养成了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准备的“温室少爷”。 时间来到1965年。那年秋天，姚玉兰照例去闺蜜家打牌。牌局进行到一半，她突然心神不宁，浑身发慌，怎么也坐不住，索性提前离席，匆匆往家赶。 进门一看，屋里一切如常，她原本悬着的心稍微落了些。就在这时，佣人急匆匆跑来，说小少爷到现在还没起床。 她立刻冲上楼，在门外一边敲门一边喊名字，却始终没有回应，只好让人撬门。房门打开，她看到的便是这辈子最不愿面对的一幕——杜维嵩静静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医生赶来检查后给出结论：安眠药过量。这个结果让姚玉兰几乎当场昏厥——那个一向在她眼里阳光开朗的孩子，怎么会突然寻短见？ 很快，关于他最后一天行踪的线索被拼凑出来。原来，杜维嵩前一天一个人去了街边小理发店。理完发准备结账时，他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只好提出先记账，回家拿钱再来付。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可理发师却不买账，当场拦住他，甚至当着其他客人的面辱骂他是“没钱装少爷”的赖账鬼。 围观的人把这当笑话看，一句句冷嘲热讽抛过来。生长在优渥环境中的杜维嵩，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被这样羞辱，自尊心被踩得粉碎。 走出理发店，他还在街上遭遇指指点点，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位“欠钱的小少爷”，窃窃私语让他无地自容。 这些在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冷眼和嘲讽，在他单薄的心理防线上层层叠加，最终演变成压垮他的最后一击。回到家中，在极度羞耻和绝望中，他选择用安眠药结束自己的年轻生命。 这场悲剧，当然有当时社会氛围和阶层对立的影子：富家子弟被当作出气筒，底层小人物通过羞辱一个“少爷”获得片刻优越感；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家庭教育的失衡。 杜维嵩从小被浸泡在“被安排好”的生活里，父母给了他最好的物质，最细致的照料，却从未教他如何面对恶意、如何处理羞辱、如何从尴尬里走出来。他面对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挫折，就已经足以要了他的命。 姚玉兰失去爱子后，悲痛欲绝，也不得不在泪水中反思：自己那看似无微不至的爱，是否在无形中，亲手关闭了儿子通往现实世界的门？ 杜维嵩的一生短暂，却像一面镜子：把许多家庭共同的软肋照得清清楚楚。 真正负责任的爱，不是把孩子困在温室里，而是在他们成长的每一个关口，既给依靠，也给磨炼；既给温暖，也给他们直面冷风的勇气。 如果一个孩子只学会“被保护”，却没学会“自我保护”，那么当生活真正动手时，他能抓住的，可能只剩下毁灭自己的那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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