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说：“国内有相当一批有钱人，都是靠着侵吞国有资产而发家的。 这些人所侵吞的钱，大多都是六七十年代人民集体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 这句话撕开的，不是遥远的历史褶皱。   而是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国企改制浪潮中一段无法回避的灰色往事。   那些六七十年代勒紧裤腰带攒下的家底，在缺乏完备监管的改革探索期，成了少数人眼中的“无主宝藏”。   1998年，一场覆盖全国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潮正式铺开。   彼时政策导向是“放开搞活”，通过承包、出售、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盘活资产，却因规则模糊、监督缺位，给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空间。   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15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比达98%。   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劳动成果，却在改制中沦为资产流失的重灾区。   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案，便是这段历史的典型注脚。   这家拥有2.5万多亩土地的市属国企，其前身是六十年代的党政干部试验农场，资产积淀源自数十年的集体耕耘。   1998年起，原总经理张新华借着改制东风，用一套“资本戏法”将2.8亿多元国有资产收入囊中。   他私设私营公司，将国企资产悄然划转；捏造债务上演“自己告自己”，以物抵债侵吞优质物业；低买高卖国有地块，单笔交易就赚取上亿元差价。   这场持续15年的侵吞，直到2013年才案发，暴露的正是改制中“内部人控制”的致命漏洞。   类似的剧情，在全国范围内反复上演。   2003年12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试图规范产权转让行为。   但彼时管理层收购（MBO）已乱象丛生，自卖自买、人为压低评估价、隐瞒资产等行为屡见不鲜。   2004年的“郎顾之争”，更是将改制中的国资流失问题推向舆论焦点。   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电器等国企时席卷国家财富，引发全国性“国退民进”大讨论。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大众对财富来源正当性的集体质疑。   2005年，《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正式落地，明确大型国企产权暂不向管理层转让，才算给混乱的MBO踩下刹车。   但此时，大量集体财富已完成“乾坤大挪移”，从公家账本转入私人腰包。   最令人痛心的，不是资产易主本身。   而是那些财富的原始积累者——六七十年代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他们没有双休日、缺乏完善社保，用汗水浇筑了国有资产的基石。   却在改制后面临下岗分流，看着曾经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私有化。   1998至2002年，2700多万国企职工脱离体制，他们的牺牲成了改革阵痛的注脚，而少数人却借着阵痛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如今，“国资委倒查30年”的谣言反复泛起，即便被官方辟谣，仍有无数人盼其成真。   这并非仇富，而是对公平的本能渴求。   那些被侵吞的集体财富，早已转化为社会情绪的暗涌。   当勤劳致富的信仰被捷径打破，当集体牺牲被个人牟利取代，留下的便是难以弥合的信任鸿沟。   正视这段历史，不是翻旧账，而是要守住改革的底线：不让集体汗水白流，不让公平正义缺位。     信源：中国99%的富豪都是通过侵吞国有资产来发家的-度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