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1日，被俘的杜聿明被押到一处村庄，解放军给他端上了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在战场上，能烧出这四个菜，已经是十分丰盛了。不过没有大米，吃的是黄澄澄的小米。杜聿明看到这一切，脸上露出一丝感动的表情。 杜聿明从黄埔军校走出，在战火中一步步爬升为国民党炙手可热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第200师师长，将个人命运同山河存亡系在一起。 到了1949年初，内战进入最后决战阶段，淮海战役使这位名将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战局失利之时，他试图在深夜悄然突围，让亲信阎继为自己剃去胡须，换上普通士兵的军装，带着驾驶员马继武和警卫员连夜离开指挥部，却在天色微明、尚在讨论去向时，被解放军部队发现并包围。   被俘之后，他自称军需官“高文明”，想混在普通战俘之中。审讯由解放军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主持。面对这个明显紧张的俘虏，陈茂辉并未厉声相向，而是笑着安抚他，说解放军一向优待俘虏，只是照规矩讯问，不会乱来。 上空敌机盘旋，他借题发挥，说这里不安全，希望换地审问，却被陈茂辉一句“满山遍野都是你们的人，难道你们的飞机会轰自己人”挡了回来。随即一枚炸弹投下，反倒把他们吓得脸色发白，再三请求转移地点。   临近中午时，陈茂辉索性不再多说，先叫伙房做几道菜，准备和这几名俘虏一起吃饭。很快，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这些在战地难得一见的菜肴被端上桌来。几名饿了许久的俘虏早已顾不上形象，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高文明”看见他们吃得香，心里略微放松，也跟着大口动筷。对于一位身负重责的敌方将领而言，这样一顿不加羞辱的午餐，和审讯员坦然同桌，足以让他对对手的印象发生微妙变化。   饭后，“高文明”被安排到一间小屋休息，看守虽然严格，却仍保持应有的尊重。在极度压抑的心情驱使下，他萌生了轻生之念，抄起砖头朝自己头上猛砸，很快血流满面。 与此同时，俘虏间流传起“总司令死了”的风声，陈茂辉的妻子急急前来提醒，他这才警觉不对，飞奔到关押地点，发现“高文明”已昏迷不醒。   接下来的追问揭开了伪装的面纱。一名叫尹东生的俘虏被带来询问，他从棉大衣里取出一个公文包，里面是龙云赠送的象牙筷子，上面刻着“杜聿明40大寿”的字样，还有派克金笔、打火机等物件，再加上随后送来的照片对照，足以证明这位“军需官”的真正身份。 就这样，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前线总指挥这条“大鱼”终于被确认落在解放军手里，上级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的性命。   从这以后，杜聿明被转入更为安全的驻地，又被送往临时司令部所在的废弃学校，院内戒备森严，却处处可见解放军的规整与秩序。 陶勇司令员接到消息后，特别叮嘱要在生活和心理上妥善照顾这位战俘，伙房再次做出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等菜肴与他共餐，会见安排在挂满作战地图和共产党领导人照片的屋子里。 饭桌上，陶勇刻意从家常闲话聊起，缓和紧绷的气氛，饭后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随即安排医生给他检查治疗，并为他准备取暖设备和御寒衣物。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被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宿舍，由专人看守，生活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解放军还为他安排政治学习，请他听取关于解放区政策、新中国建设方向和社会变革的介绍。 起初他心怀抗拒，课余散步时也少言寡语，但战士们始终以平等态度与之交谈，试图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冲淡他心中的敌意。正是在这种既严谨又不失人情味的环境里，他慢慢体会到“优待俘虏”并非空话，而是对待失败者的一种真实态度。   1950年代，他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情绪从低落、抗拒逐渐转为冷静和反思，开始主动配合改造，认真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 1958年，远在台湾的妻子曹秀清终于来到北京与他重逢，两人在医院里相见抱头痛哭。此时，他已经作为顾问在医院里工作，生命进入平稳的尾声。 1959年，他获得特赦，之后出任全国政协的重要职务，把精力投入到和平与祖国统一的事业之中。   晚年时，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书写与整理回忆上，试图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那段血火岁月。他对陈茂辉当年的那顿午饭、对解放军对战俘的尊重和善意念念不忘，临终前还嘱咐妻子说，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报答这份宽宥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