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万里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主攻水利工程。回国后，他一直在清华任教，既搞教学，也做实际工程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开始论证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黄万里是少数几个公开反对的人之一。他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拿出了大量水文、地质、泥沙淤积的数据，认为在长江上游修这么高的水坝，会导致重庆港淤死，下游洪水风险加大，而且库区移民规模巨大，社会成本过高。 1956年，他在一次水利部内部会议上直接说：“长江不是黄河，不能用修三门峡的思路套三峡。”这句话在当时很刺耳，因为三门峡工程刚刚上马，许多领导和专家对它抱有很高期待。黄万里却指出，三门峡修了不到两年，泥沙淤积已经严重影响渭河下游，陕西关中平原出现农田被淹的情况。他认为三峡如果照搬类似设计，后果会更严重。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递交上去，却没有得到正式回复，只在个别场合被简单驳回，理由是“战略意义重大，技术问题可以克服”。 到了八十年代，三峡工程再次被提上议程，黄万里依旧坚持反对。他甚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详细列出三峡工程的十大隐患，包括生态破坏、航运受阻、地质灾害风险等。 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身体不好，却依然到处奔走呼吁，参加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有人劝他别再说了，免得惹麻烦，他却回答：“我是学水利的，不能看着国家走上一条错误的路。”他的态度很明确——并不是完全否定大坝这种工程形式，而是认为长江的自然条件和黄河流域不同，必须因地制宜。 为什么他的意见会被拒绝？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三峡工程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能带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也能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另一方面，支持者的论证集中在宏观效益上，比如发电能力、防洪标准提升、航运改善，而黄万里的担忧更多集中在长期运行的隐患和难以逆转的生态影响。在决策机制里，短期可见的收益往往更容易打动人心，而潜在风险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三峡工程最终在1994年正式开工，2006年大坝全线建成。运行至今，它在防洪、发电、航运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黄万里当年提到的一些问题也在逐步显现，比如库区部分支流出现水华现象，重庆段河床冲刷加剧，泥沙调度难度高于预期。这些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工程，但它们证明了黄万里的很多担心是有依据的。 这位参加过大坝建设的工程师说，他年轻时听过黄万里的报告，当时觉得这位老先生太过固执，可几十年干下来，才明白那种“固执”背后，是专业人员的责任感和科学精神。黄万里不是反对建设，而是希望建设得更科学、更周全。他的遭遇，也反映出在技术决策中，不同声音有时很难被听到，特别是当一个项目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时。 历史没法假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现实，它的利弊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去评估。但黄万里的坚持提醒我们，任何大型工程都不能只看眼前的收益，还要想清楚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科学决策，不能缺少敢于说“不”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