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鸡蛋变四个，曾国藩想出一妙照，轻松揪出偷吃者 咸丰二年的深秋，湖南湘乡荷叶塘的曾家小院飘着煮鸡蛋的香气，十岁的曾国藩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曾麟书蹲在灶台边扒拉竹篮，眉头拧成了麻绳——原本五个带壳的熟鸡蛋，只剩四个圆滚滚地躺在草窝里。 曾家虽是耕读人家，日子却过得紧巴，这五个鸡蛋是母亲江氏攒了半个月的家底，本打算给三个读书的儿子补身子。曾麟书教书半生才中秀才，把光宗耀祖的指望全押在长子身上，此刻急得直搓手："宽一，你娘特意留了鸡蛋，咋少了一个？" 小宽一放下布书包，盯着竹篮里的鸡蛋转了两圈。蛋壳上的水珠还没干透，显然是刚出锅不久。他忽然想起早饭时，新来的王嫂总在厨房打转，袖口沾着可疑的碎壳。但没有凭据，怎么让大人信服？ "爹，叫家里人都来。"曾国藩舀了半盆井水，又倒了半碗粗茶。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堂屋，十六岁的他已经有了琢磨人心的机灵。当七个家人和三个佣人围拢时，少年捧起木盆："每人喝口水，吐这里。" 王嫂的手明显抖了一下。曾国藩装作没看见，看着大弟咕嘟咕嘟喝完水，吐出的涟漪清亮见底；二弟贪嘴，吐出的水里漂着饭粒——早上吃的是红薯粥，这小子准是偷偷藏了鸡蛋。轮到王嫂时，她捧着粗瓷碗的手指泛白，仰头时喉结猛地动了两下。 "噗"的一声，褐色的茶水混着金黄的粉末在盆底绽开。曾国藩盯着那抹可疑的黄，想起去年帮母亲腌咸蛋，晒干的蛋黄碰碎了就是这样的细粉。生鸡蛋的蛋清会融水，可煮熟的蛋黄遇水只会结块。王嫂嘴唇发白，扑通跪在青砖地上："少爷，俺男人病了，娃饿得直哭......" 曾麟书抄起戒尺的手悬在半空。他看见儿子蹲下身，从王嫂鬓角摘下一片蛋壳——和竹篮里的纹路一模一样。那年月，雇工的月钱买不了几个鸡蛋，可偷吃主家的口粮就是坏了规矩。曾国藩却想起开春时，王嫂偷偷塞给他的烤红薯，那是她省下的早饭。 "爹，她嘴角有蛋黄渣。"少年故意说得直白，给大人留面子。曾麟书的戒尺终究没落下，只是扣了王嫂半月工钱。夜里，曾国藩听见爹娘在厢房叹气，母亲说王嫂的娃确实瘦得可怜，父亲嘀咕着明天多煮两个鸡蛋。 这个在地方志里只有寥寥数语的"鸡蛋案"，藏着少年曾国藩的处世智慧。他没像戏文里的神童那样卖弄 clever，而是抓住了最朴实的生活常理：煮熟的蛋黄难溶于水，偷吃的人再怎么漱口，牙缝里总会留些痕迹。更难得的是，他给犯错的人留了台阶——当众点破的是"嘴角的渣"，而非刻意揭露对方的窘境。 多年后，湘军大营里流传着曾国藩"治家如治军"的说法，却少有人知道这个鸡蛋引出的道理：查案要看证据，更要看人心。王嫂后来逢人就说，曾少爷的眼睛像秤杆，能称出人心的轻重。而那个秋日的木盆，不仅照出了偷吃的蛋黄，更照见了一个少年初萌的世事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