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震动了蜀中。

蜀汉托孤大臣、中都护、骠骑将军李严，被另一位置托孤大臣、丞相诸葛亮上表弹劾，废为庶民，流放梓潼。

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简单的运粮失期导致的问责。但当我们翻开《三国志》，却会发现底下涌动着蜀汉政权最深的暗流。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权力斗争，更是一场决定蜀汉生死存亡的路线之争。

事件的导火索，看起来确实像是李严的严重失职。

“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三国志·李严传》

第四次北伐期间，李严负责后勤，他因大雨粮草不济，派人通知诸葛亮退兵。诸葛亮如约退军后，李严却上演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脸三连”：

“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三国志·李严传》

他先是假装惊讶：“粮草充足啊，怎么就退兵了？”接着上表后主刘禅：“大军是诈退，为了诱敌深入。”最后等诸葛亮拿出他要求退兵的书信证据时，李严才“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这个操作拙劣得不像一位政治老手。仅仅因为一次粮运不力（而且有天灾因素），就值得他这样冒险诬陷诸葛亮吗？

要理解李严为何这么做，必须先明白他是谁。

“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李严传》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设定的其实是双核结构：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李严不仅是托孤大臣，更是永安都督，掌握着蜀汉东部边境的军政大权。

更重要的是他的出身：李严是荆州南阳人，但长期在益州刘璋手下做官，官至成都令。他本质上是一个益州化的荆州士人，是连接刘备带来的荆州集团与本土益州集团的桥梁。

刘备这个安排精妙而危险：用李严平衡诸葛亮，用李严安抚益州本土势力。但问题在于——蜀汉这家创业公司，真的需要两个CEO吗？

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早在北伐前就已激化。

第一次裂痕：政治试探

矛盾首次公开化，源于一次极其敏感的政治试探。

“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三国志·李严传》

在汉末语境下，“九锡”是权臣迈向篡位的标志性礼器。李严此举，绝非单纯奉承，而是将诸葛亮置于烈火上炙烤：若接受，则毕生忠义的人设崩塌；若拒绝，则凸显二人政治信任的脆弱。诸葛亮的回信堪称教科书般的划清界限：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诸葛亮集》

“不复相解”四字，已宣告了政治同盟的破产。此事发生在北伐启动前夕，为二人的关系定下了互疑的基调。

权力收束：调离根据地（建兴四年，226年）紧接着，诸葛亮为北伐调整后方布局，对李严进行了关键性调动：

“亮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改名为平。”——《三国志·李严传》

此举名为“参知中枢事务”，实为将其从经营多年的军事堡垒永安调离，置于丞相府的直接视线之下，旨在削弱其独立的军事根基。李严的改名（李严改名为李平），或许正折射出其身处中央、权力被稀释的不安与微妙心态。

公开摊牌：索求割据（建兴八年，230年）长期的不满与权力焦虑，最终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当诸葛亮因曹真来伐而调李严率军赴汉中时，李严趁机要价：

“严欲求五郡为巴州刺史。”——《三国志·李严传》

他所求的巴东、巴西、巴郡、涪陵、江阳五郡，并非边陲之地，而是占蜀汉22郡近四分之一、资源丰富、战略要害的核心区域。这无异于要求法律上的割据，与诸葛亮“一切资源集中于中央以支持北伐”的国策彻底背道而驰。

两人的根本分歧在此暴露无遗：

诸葛亮要的是高度集权，全力北伐，一切为“兴复汉室”这个最高目标服务。

李严代表的是益州本土势力的诉求——希望巩固既有利益，甚至与中央分权（设巴州），对劳民伤财的北伐并不积极。·

理解了背景，再看“运粮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这根本不是一次失误，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战场拆台。

想象一下：诸葛亮率大军在陇西与司马懿对峙，胜负就在一线之间。负责后勤的副总司令李），因为不认同总司令诸葛亮的战略，或者想趁机夺权，故意断粮并谎报军情，导致北伐进程受阻。

在任何政权、任何时代，这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形同战场叛变。

诸葛亮必须做出选择：

1 从轻发落：以“天灾”为借口，轻轻放过。后果是李严及其代表的势力更肆无忌惮，北伐成为儿戏，中央权威扫地。

2 彻底清除：废黜李严，震慑所有潜在挑战者，确保政权意志统一。

他选择了后者。

“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三国志·李严传》

但诸葛亮处理的手法，展现了顶级政治家的分寸感。他没有杀李严，甚至保留了李严儿子的官职。这是明确的信号：我打击的是你个人，不是你背后的整个益州士族。

废黜李严，对蜀汉产生了深远影响。

积极一面：权力彻底统一从此，蜀汉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诸葛亮一人之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传》）。第五次北伐得以顺利发动，再无内部掣肘。

消极一面：益州人心渐离李严案让益州本土精英深刻意识到：在这个“外来政权”里，他们永远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这条记载虽可能带有陈寿的立场，但确实反映了部分现实。诸葛亮死后，益州本土派迅速提出“投降论”，与长期被边缘化有直接关系。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是排除异己，还是维护统一？

答案或许是：这是为了维护政权统一，而不得不进行的“排除异己”。

诸葛亮面临的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困局：·

不废李严，北伐大业可能从内部瓦解，蜀汉将陷入内斗和分裂。

废黜李严，则坐实了“荆州人专政”，伤了益州士人的心，为政权埋下长期隐患。

他选择了前者——因为北伐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更是刘备政权赖以存续的合法性旗帜。没有了“兴复汉室”这面大旗，蜀汉这个外来政权在益州的统治将更加脆弱。

李严在流放地，听说诸葛亮逝世后的反应，为这场悲剧增添了最后一笔唏嘘：

“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三国志·李严传》

他一直在等诸葛亮重新启用他。他可能从未真正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两个集团、两种路线的不可调和。

诸葛亮用政治家的铁腕，为蜀汉剔除了眼前的隐患，却也埋下了远期的病根。他赢了这场权力斗争，但蜀汉最终输掉了整个天下。

这或许就是政治最残酷的真相：有些选择，没有对错，只有代价。而伟大的政治家，就是在看清所有代价后，依然能做出那个“最不坏”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