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民冒死救下毛主席，毛主席留字条：“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但建国之后老农不仅没有赴约，甚至毛主席主动邀请他到北京见面，他也多次避而不见。 北京的风有点凉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边的休息室，看着一批又一批从各地来的代表。 一个个握手，名字很多，脸也很多。 轮到福建来的时候，他眼睛一亮，指着其中一个个头不高的男人笑了：“你不是背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 那人叫陈奎裕，是永定牛牯扑的农民，确实个头不高。 旁边的人一愣，心里都明白了：真正背过毛泽东的人，没有来。 故事往前推二十多年，是1929年的闽西。 那一年，红四军刚打完龙岩，三打龙岩城，总算打下来了。 紧接着开“七大”，陈毅当了前委书记。会开完，毛泽东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被安排去闽西养病、做地方工作。表面上是“休养”，懂事的干部心里都清楚，这是低谷，也是转弯口。 上杭蛟洋文昌阁里，中共闽西一大热热闹闹，口号喊得响，闽西根据地算是真正拉起来了。 会还没开完几天，毛泽东整个人就扛不住了，疟疾一阵一阵袭上来，高烧、寒战，在那个年代，这病说难听点，就是要命的。 闽西特委一商量，得赶紧找地方把人藏起来，还得有人护着。 粟裕领了一个警卫连，从苏家坡、大洋坝往山里钻，最后看上金丰大山深处的牛牯扑。那地方山多林密，连当地人都要喘两口才能说清路怎么走，对敌人来说，就像被蒙上眼。 牛牯扑有家叫华兴楼的土楼，两层，老祖宗留下的。 屋主叫陈添裕也是赤卫队员，组织敲门，把化名“杨子任”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安顿进去，交代他好好照顾。 至于“杨先生”到底是谁，没几个人知道，陈添裕也不问，就把家里的干净房间腾出来。 鸡窝里翻一翻，把舍不得吃的鸡蛋挑出来煮了，端到床边，看着那个身子虚得厉害的中年人慢慢喝下去。土楼里灯光昏黄，夜里能听见外面山风吹过竹林的声音，能听见“杨先生”咳嗽，也能听见他在桌边翻书写字的动静。 外面的局势没停过。 民团的眼线在山脚乱窜，枪声时不时传来。 金丰区委觉得不踏实，又把目光瞄向两公里外的天子岽青山下。 赤卫队员先去那里搭了间竹寮，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陈添裕又扛来木料，给“杨先生”打了张办公桌。桌面不平，毛泽东倒笑了，摸着这张桌子，给竹寮起名叫“饶丰书房”。 毛泽东身体稍微好些，就拄着棍子往外跑，往村里钻。 下山、彭坑、白腊坑、雨顶坪、何凹头，他挨家挨户问庄稼收成，问地租，问民团怎么欺负人。很多决定，都是从这些寒碜的厨房、昏暗的堂屋里摸出来的。 不少年后写进文件里的句子，当初只是一句句随口说给农民听的话。 九月天，牛牯扑的山风刚刚有点凉，民团那边的动作就大起来。 胡道南、林蔚民几个反动头目串起了十三个民团，又拉上大埔县保安团，总共六百来人，兵分两路往金丰大山压上来，目标指得很死，就是要把“杨子任”逮住。 粟裕手里算来算去，满打满算一百多人，还不都在身边，真正能跟着他蹲在前沿阵地上的，大概也就五十人。赤卫队员对山势熟，一路带着部队抢高地，利地形，打冷枪。 敌人像压上来的潮水，人这一点点往后挪，枪声在山谷里打转，把鸟都惊飞。 在这种时候，上面传下来的命令很短：必须马上转移毛泽东。陈添裕接到通知，连夜叫上三名赤卫队员，把“杨先生”从竹寮里扶出来。 对方高烧未退，腿脚发软，显然走不远。 他们先抬出早已准备好的竹交椅，把人放上去，两个人抬着往雨顶坪方向走。 山路比想象的更难走，树枝乱伸，石头乱蹦，竹椅一会儿磕这一边，一会儿磕那一边，抬椅子的两人额头汗珠一颗颗往下掉。 再这么拖下去，怕是人没走出山，敌人先追上来了。 眼看不行，陈添裕干脆把椅子扔到一边，蹲下身子，让毛泽东趴上来。两手一扣，他就那么背着，朝山上冲，脚下是乱石、树根，肩上是随时可能昏过去的病人。 背出去，路上怕摔，怕走慢，更怕后面突然出现的枪声。年轻的赤卫队员气喘得胸口发疼，脚下却不敢慢半步。 到了雨顶坪，总算是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 毛泽东从他背上下来，整个人还在发虚，说话却很清楚，提到牛牯扑，提到陈添裕，也提到那些在前沿阵地挡着子弹的赤卫队员。 那句“多亏了牛牯扑的陈添裕和老乡们”从山里说出，后来隔着很久，又在北京再说了一遍。 时间一点点往后挪。毛泽东后来每每谈到闽西，总要提一嘴牛牯扑。 那座华兴楼没有撑过报复，被民团烧成一堆灰。1955年，政府在原址上建了毛主席纪念亭，里面做了展馆，挂照片，摆实物，连当年牛牯扑的地形图都贴在墙上。 陈添裕留在村里，种地，养家，看着那些越来越多来参观的人从纪念亭门口走进走出。 山还是那座山，村还是那个村。 纪念亭安静立在华兴楼的旧址上，照片里的年轻人背影挺得直直的，仿佛随时准备再背一个人走十里。 山风从金丰大山上吹下来，吹过竹寮旧址，也吹过那封从北京寄来的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