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 那个名叫王承书的女人，再次出现在自家门口时，开门的儿子愣了好几秒。 门口站着一个满头白发、身形消瘦的老太太，身上的旧衣服显得空荡荡的，只有那双眼睛还透着股熟悉的温和劲儿。儿子盯着那张脸，记忆里的母亲还是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教授模样，怎么一眨眼，就成了眼前这幅风霜扑面的样子？ 直到那一嗓子带着颤音的“妈妈”喊出口，那个持续了十七年的巨大谜团，才终于在母子俩的泪水中落了地。 谁能想到，这种仿佛生离死别的重逢，起因仅仅是一顿寻常的晚饭。 时间倒回1961年，那天傍晚对于张文裕来说，简直是一场没来由的噩梦。身为丈夫，他下班回家看到的不是妻子忙碌的身影，而是还没完全凉透的饭菜。人去哪了？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空着，办公室同事眼神躲闪，甚至连隔壁邻居都一问三不知。 哪怕是去派出所翻报案记录，甚至跑去她常逛的旧书店挨个问，得到的永远是沉默。在那之后的几千个日夜里，每当小儿子拽着衣角问“妈妈去哪了”，张文裕只能硬把涌到喉咙口的酸楚咽回去，编一个“去做大事了，很快回来”的理由。 甚至到了夜深人静，这位同样身为顶尖物理学家的丈夫看着身边空荡荡的枕头，心里其实已经隐约猜到了七八分——在这个国家，能让人凭空“蒸发”且不能追问的，只有那件事。 他猜得没错，王承书哪儿也没去，也没出意外，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代号”。 当年，那个在麻省理工享誉盛名的才女，那个放着美国天价高薪不要、哪怕绕道香港也要回国的女科学家，被一辆吉普车直接拉进了一座由士兵站岗的大院。 在那里，没有掌声，只有冰冷的保密条例和一项让人窒息的询问：“国家需要你转行搞铀同位素分离，这事绝密，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讨价还价，不到一分钟的沉默后，她只回了三个字：“我愿意。” 就这三个字，不仅切断了她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也硬生生切断了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日常。她去的地方没有名字，只有一串代号；她面对的不是大学里求知若渴的学生，而是如山的加密数据。 当时苏联专家撤了个干净，资料也被烧毁，用来造原子弹的“粮食”——铀-235的提取技术，完全是一片空白。 王承书就是在那一个个必须点灯熬油的长夜里，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点点硬啃下来的。没有超级计算机，就靠人脑和满是血丝的眼睛去死磕；饿了啃干硬的馒头，困了就喝凉水搓脸。那些日子里，她随身口袋里始终揣着一张全家福。 每当推导公式推到极限，或者想家想得心口疼时，她就偷偷摸出照片，看一眼丈夫的笑脸和儿子的稚嫩模样。眼泪常常滴在还没干透的草稿纸上，她甚至来不及伤感，袖子一抹，又得盯着离心机的转速发呆。 她很清楚，自己隐身的每一天，虽然缺席了儿子的成长，错过了丈夫的陪伴，但只要能算出那个正确的数据，这个民族就能在国际上挺直腰杆。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实际上是在过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她消失了，彻底在这个世界抹去了痕迹；实际上，她是罗布泊那声巨响背后最关键的推手之一。可即便1964年原子弹震惊了世界，甚至哪怕到了功成身退的晚年，她的名字依然不在任何显赫的功劳簿上。 重回家庭的王承书，也没想着把失去的荣华富贵找回来。她又把精力投进了核电站的研究，即使到了晚年，患上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还坚持让学生把资料念给她听。那个曾让美国人想尽办法挽留的物理学大拿，到最后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居然只是满墙的书籍。 在去世前的遗嘱里，她更是做了一个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干干净净地全捐给了“希望工程”。 回顾她的一生，从北大才女到神秘失踪者，再到那位目光浑浊却心底清澈的老人，王承书好像真的做到了“彻底消失”。她没有留给家人无尽的财富，没有留给世界喧嚣的名声，甚至在那段最需要母亲关怀的岁月里，她留给儿子的只有无尽的等待。 但恰恰是这种看起来最“不值”的付出，填补了一个国家核事业最致命的空白。那个清晨没敢叫醒家人的一时“狠心”，换来的却是所有家庭更长久的安稳。 参考自《人民网》权威报道《王承书：隐姓埋名三十年 一生奉献给核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