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导致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1941年，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将一种刚刚问世的神奇药物列为了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为了垄断这种能够决定战争伤员存活率的“救命水”，他们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技术封锁。这就是青霉素，一种能让正在腐烂的伤口愈合、把脚跨进鬼门关的人拉回来的抗生素。 而在同一时间的中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百姓正因为这一层技术铁幕而绝望。仅仅是因为找不到哪怕一毫升的这种药水，原本只要简单消炎就能痊愈的轻伤，也会迅速演变成化脓、高烧，最后眼睁睁看着鲜活的生命在败血症的折磨中枯萎。 这种因为“缺医少药”带来的无力感，狠狠刺痛了当时正在中央防疫处工作的汤飞凡。 这位哈佛大学出身的细菌学专家，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科研环境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本就是想用毕生所学救亡图存。面对来访的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汤飞凡没有抱怨西方盟友的冷酷封锁，也没有在这个拥有巨大技术壁垒的难题面前露怯，只是语气平静地抛出了一句话：“我有个办法。” 这句承诺背后，是一条在绝境中硬凿出来的路。 想要打破封锁自主制造青霉素，对于当时设在昆明西山脚下的实验室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地方名为中央防疫处，实际上简陋得令人咋舌：没有恒温设备，没有不锈钢反应釜，甚至连自来水管都没通。要是让国外的同行看见，大概会以为这是个落后的乡村厨房，而不是病毒实验室。 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得找到菌种。洋人不给，就只能去自然界里“淘”。汤飞凡把手底下的年轻人都撒了出去，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找霉菌。那段时间，研究员们的目光总盯着垃圾堆、烂水果和受潮的角落，活脱脱像一群拾荒者。 谁也没想到，破局的关键竟然源于一次大扫除。一位研究员那双因为受潮而长满厚厚绿毛的旧皮鞋，被有着职业敏感的科研人员拦了下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皮鞋上刮下那层原本惹人生厌的霉菌，送进了培养皿。就是这来源于旧皮鞋上的菌株，经过筛选后，竟然表现出了极高的活性。 有了种子，怎么把它养成“大树”又是另一道鬼门关。 国外实验室里是精密的冷冻干燥机和层析柱，在昆明的破庙和民房里，汤飞凡团队能用的只有早已淘汰的瓦罐、蒸笼和煤炉。 为了解决发酵容器的短缺，他们搜罗了市面上所有能见到的瓶瓶罐罐，最后甚至连医院废弃的便盆、不知道谁家剩下的旧浴缸都搬了回来，洗刷消毒后充当临时的“发酵罐”。 除了设备的匮乏，还得随时提防头顶的轰炸。昆明是日军空袭的重点区域，警报声不仅意味着死亡的威胁，更意味着实验可能前功尽弃。 每次防空警报凄厉地拉响，汤飞凡和助手们最先顾不上的就是自己的细软，而是要发了疯似的抱着那些正在培养菌种的瓶子往防空洞跑。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里，他们护着的不仅是玻璃瓶，更是前线将士活下去的希望。 在缺少电力、缺乏试剂、时刻准备逃命的极端环境下，他们硬是靠着简陋的读书会、查阅少得可怜的文献，哪怕是把所有玻璃器皿再清洗一万遍，也要把流程走通。 1944年秋天，昆明西山脚下的这个“草台班子”终于创造了奇迹。通过自主技术，他们成功提取出了第一批国产青霉素。 哪怕这批药物的产量低得可怜，第一批仅仅封装了五小瓶，但对于当时被伤病笼罩的中国来说，这就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筹码。 为了验证疗效，汤飞凡找来了几位已经被宣告“没救了”的败血症与极度感染患者。当珍贵的药液推入血管，奇迹随即发生——高烧消退，红肿消散，那些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消息传出，这一克难求的药物在黑市上的价格瞬间飙升，说是比黄金还贵也不夸张。如果拿去售卖，那是泼天的富贵。但汤飞凡立下了一条铁律：这一批来之不易的青霉素，严禁挪作他用，更不许牟利，每一滴都要优先供给前线受伤最重的抗日将士。 在这位科学家的天平上，同胞的生命，远比黄金要沉重得多。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去回望1944年的那个秋天，那五瓶泛着微光的药液，折射出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突破。在那个瓦罐当仪器、旧鞋找菌种的年代，支撑着汤飞凡们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责任感。 那种把国家命运扛在肩头，硬是在一穷二白中挺直脊梁的精气神，才是那个时代最强效的“抗生素” 主要信源：（人民网——【预防医学卷】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