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位北大数学系教授请教钱学森问题，钱学森却说：“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教授羞得满脸通红，转身走了。秘书看不过去，随后去´批评´钱学森，钱学森多年后却说：“张秘书对我的帮助很大！” 1956年的那个夏天，对于刚从北大数学系毕业没多久的张可文来说，心情其实是极其复杂的。 在外人看来，能被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点名要走，还是给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当秘书，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荣誉。 但在张可文心里，这事儿多少带着点“降维打击”的憋屈——好好的讲台站不得了，非要从教书育人的老师变成给别人拎包、整资料的随从。 即使对方是刚回国的顶级专家，她心里那个属于北大毕业生的骄傲劲儿，始终让她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 此时四十出头的钱学森，身上带着一股子在美国浸淫了二十年的独特气场。初次交锋，这位大科学家压根没搞什么寒暄客套，也没问哪怕一句生活上的嘘寒问暖，开口就是单刀直入的工作铺排。 得知新秘书也是数学系出身，钱学森的反应仅仅是觉得“沟通成本会降低”，仿佛眼前站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能高效处理数据的精密组件。 常年在海外顶尖学术圈摸爬滚打，钱学森习惯了那种极度理性、容不得半粒沙子的行事风格。在他眼里，科学只有对错，没有面子。 那是极为尴尬的一天，一位北大数学系的副教授专程前来请教难题。按照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同行来访，又是名校教员，哪怕是再忙也得礼让三分。 可那天钱学森脑子里正转着其他的算式，见到来人，连句“请坐”都省了，直接就开始探讨业务。屋里明明摆着空椅子，但在那位副教授眼里，这无疑是一种无声的威压——大科学家没发话，谁敢随便落座？ 于是，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钱学森在上面口若悬河地讲，一位堂堂副教授就像个犯了错等待训话的小学生，满脸拘谨地站了半个多小时。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在交流间隙，副教授出于谨慎，小心翼翼地确认了一个基础概念。就在这一瞬间，钱学森眉头紧锁，那股子不仅无法理解、甚至带有智力优越感的惊讶脱口而出：“你也是个教授，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这句话没有任何铺垫，像一记耳光，清脆而响亮。对于习惯了直指核心的钱学森来说，这或许只是一句基于事实的疑问，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他高估了对方的知识储备。 这简直是“车祸现场”般的社交灾难。目睹全程的张可文，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那是她母校的老师，那种被碾压的屈辱感让她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作为身边的旁观者，她比谁都清楚，钱学森并非恶意伤人，他只是在用自己的尺子丈量世界，却忘了这世上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他那样的步频。 几天后，张可文趁着只有两人在场的空档，没兜圈子，也没用什么委婉的暗示，而是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架势，旧事重提。 她把话挑得很明：国内不是国外，人际交往有着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即使您是大科学家，也没有权利让人家站着听讲半小时，更不该因为别人的一时困惑就出言讥讽。“那是人家的自尊心，您那句话太伤人了”。 这是一次冒险的“以下犯上”。若换个人来指责，或许早被顶回去了。但奇怪的是，面对这位年轻秘书的直言数落，一向心气颇高的钱学森竟然异常安静。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这次并没有留于纸面的谈话，成了钱学森回国后的一道分水岭。张可文很快发现，老板变了。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的严谨劲儿还在，但在待人接物上，多了几分此前从未见过的温度。 再有学生或者学者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访，他会下意识地先招呼对方坐下，耐心地听完对方哪怕并不高明的陈述。 如果对方听不懂，他不再是甩出一句“怎么这都不懂”，而是会换个角度，甚至拆解成更通俗的语言，一遍遍地讲，直到对方真的明白为止。 在那两年的共事时光里，张可文这个当初并不情愿上任的秘书，用她特有的直率，在钱学森最关键的适应期里，充当了一个微妙的“调温器”。 她没帮他解开什么数学难题，却帮他解开了一个更复杂的方程：如何从一个独行天下的科学天才，蜕变成一位能够包容、引领群体的科学统帅。 信息源：《钱学森归来后的故事-文摘报-光明网》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