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深秋夜，新四军一师指挥部刚敲定作战计划，一份特工冒死送的手绘图，让粟裕拍案急呼：“取消计划！追回所有人！彻查电报科！” 那张手绘图的纸张已经泛黄，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上面用铅笔细细画着一师指挥部的布局：北屋是作战室，炕上铺着地图，墙角摆着电话机；东厢房是电台所在，窗台上还画了个模糊的茶缸——那是报务员小周每晚值班时用的。 最让粟裕瞳孔收缩的，是图右下角用红笔标着三个小字：“有内鬼”。送图的是新四军敌工部派往泰州城区的特工老陈，他猫着腰在敌人眼皮底下绕了三天，才把图从据点后墙的狗洞里塞出来，自己胳膊上还留着伪军刺刀划的血痕。 粟裕是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才20岁，从班长一路拼到师长，最擅长的就是“算计”——算敌人的兵力，算地形利弊，算情报的真假。可这次的情报，比他算过的任何一场仗都险。 他抓起电话要通一师三旅旅长陶勇，话筒里传来陶勇的大嗓门：“粟司令，部队都集合好了，就等您下令——”话没说完，粟裕打断他：“立刻撤！所有部队撤回原驻地，谁敢多走一步，军法处置！”陶勇愣了：“刚定的计划，怎么变卦？”粟裕压低声音：“指挥部被渗透了，作战计划可能泄密，再走就中埋伏了。” 挂了电话，粟裕转身对警卫员说：“去把电报科的人全叫来，包括炊事员老王。”电报科在一师驻地的后院，三间土坯房，中间是译电室，两边是发报间。当班的是19岁的报务员小周，他正戴着耳机抄收各分区的电报，见粟裕进来，赶紧站起来敬礼。 粟裕没说话，先走到发报机前，摸了摸机器上的灰尘——昨晚他检查过，机器是热的，说明有人用过。他又翻开译电本，发现最后一页的页码被撕了，取而代之的是半张没烧完的烟盒纸，上面写着“一师明晚攻黄桥”。 “小周，你昨晚值夜班？”粟裕问。小周点头：“是，从十点到四点，没离开过。”粟裕指了指译电本：“这半张烟盒纸，你见过吗？”小周的脸一下子白了：“没、没见过。”可他的手在发抖，粟裕注意到他袖口沾着点烟灰——和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的烟灰一个颜色。 这时，炊事员老王端着茶缸走进来，见气氛不对，站在门口不敢动。粟裕招招手：“老王，过来坐。”老王走过去，把茶缸放在桌上，茶缸上印着“泰州商行”四个字——那是伪军据点附近的商行，普通百姓不会用这种茶缸。 粟裕的脑子转得飞快：老陈的图是三天前画的，烟盒纸是昨天的，说明内鬼不是一次泄密，而是持续在报。他问小周：“你最近有没有和陌生人接触过？”小周咬着嘴唇：“上周我去镇上买牙膏，有个穿长衫的人问我，一师的指挥部在哪，我没理他。”粟裕又问老王：“你昨天去镇上买菜，有没有遇到什么人？”老王挠了挠头：“遇到个卖鱼的老张，他说要请我喝酒，我没去。”——老张是泰州城里的汉奸，专给伪军送情报，这事儿一师早有耳闻。 审讯室里，小周终于招了。原来他上个月在镇上买东西时，被伪军特务盯上，用他母亲的安全威胁他，要他每天把译电本的第一页拍下来，用烟盒纸传出去。他怕得要命，可又不敢告诉组织，只能偷偷做，直到老陈的图送过来，他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老王也招了，他贪财，收了汉奸的钱，把小周的行踪告诉了对方，还帮着把烟盒纸带出去。 粟裕站在审讯室外，看着被押走的小周和老王，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想起三天前，小周还拿着刚译好的电报找他，说“粟司令，您看，三旅的电报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打黄桥了”，当时小周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他刚参军时那样。可现在，这个19岁的孩子，因为一时的害怕，差点毁了整个一师的计划。 黄桥战役是1940年打的，当时一师以少胜多，歼敌一万余人，奠定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可1942年，敌人学乖了，在黄桥周围布了三层岗哨，就等着一师去送人头。要不是老陈的图，要不是粟裕当机立断，一师的三个旅、近万人，可能就折在黄桥了。 后来，一师加强了反间谍工作，规定所有电报必须双人译，所有人员必须定期审查，还办了个培训班，教战士们怎么识别汉奸。粟裕常说：“打仗不怕敌人狠，就怕自己人有漏洞。漏洞补不上，再厉害的战术也没用。” 小周被判了十年监禁，老王被枪毙了。粟裕去看过小周一次，给他带了本《新华日报》，说：“你还年轻，等你出来，有的是机会为国家做事。”小周抱着报纸，哭着说：“粟司令，我对不起您，对不起一师的兄弟。”粟裕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教训就行，活着才有机会赎罪。” 那张手绘图，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画的背面，有一行粟裕的字：“警惕藏在身边的狼。”这几个字，是他用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当时急着写的——因为他知道，对付敌人的子弹容易，对付藏在内部的背叛，才是最难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