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含金量，现在与过去是没法比的。 现在是媚俗，是逐利，是丑陋，过去是高洁，是不忘初心，是气节，尤其是抗战中的文人，当日军铁蹄踏碎山河，山河破碎之际，他们没有执剑赴死的勇武，却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他们中，有人坚守沦陷区，宁死不附逆、不折腰；有人奔赴大后方，以笔为戈、呐喊救国；有人毁家纾难，倾尽家财支援抗战；有人以身殉国，用生命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他们的骨气，不是匹夫之勇的鲁莽，而是“士不可不弘毅”的坚守，是民族危亡之际的初心与气节，每一段事迹，都值得永远铭记。 鲁迅虽然1936年就病逝了，但他却是抗战呐喊的先行者。 九一八事变后，他怒斥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挥笔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直言“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坚决拒斥日伪拉拢，直至临终，牵挂的仍是民族危亡。 郑振铎坚守上海沦陷区，日军屡以伪职高官利诱，均被他断然回绝。 他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冒死收购古籍善本，守护民族文脉，坦言“与其忍辱而生，毋宁抗节而死，宁为亡国奴，不做汉奸贼” ，隐姓埋名间，尽显文人底线。 梅兰芳蓄须明志，拒为日军登台助兴，当众立誓“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我一日不剃须、不登台”。他不惜注射伤寒疫苗致病，变卖家产度日，抗战八年坚守誓言，用戏曲艺人的风骨，诠释文人的宁折不弯。 老舍孤身南下重庆，面对日军轰炸，坚守书桌写下《四世同堂》，揭露日军暴行。 他拒绝一切日伪拉拢，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绝不做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民族的事” ，创办刊物，以文励志，慰藉流离百姓。 陈寅恪跟随西南联大辗转南迁，双目渐盲仍坚守讲台，拒赴日任东京大学教授之邀。他挥笔写下“国可亡，史不可断；身可残，志不可辱”，在破草棚中著述立说，用学术坚守守护民族文脉。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更是用言行书写了文人的家国气节。 抗战爆发后，他们拒绝美国友人邀其赴美治病避难的提议，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回信中坚定表示：“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夫妇二人带着年幼的子女辗转南迁，最终落脚川南李庄，在缺医少药、物资匮乏的困境中，林徽因拖着肺结核的病体，仍协助梁思成梳理古建筑考察成果，为撰写《中国建筑史》耗尽心血。 1944年日军逼近贵州独山，战局危急，12岁的儿子梁从诫忧心忡忡地问她：“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怎么办？”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这份以死明志的决绝，既彰显了文人的铁骨，更延续了林家“一门忠烈”的家风——她的三弟林恒投身空军，在成都空战中壮烈殉国，而她用“以身殉国”的誓言，回应了家国所遭的劫难。 郁达夫弃文投身抗日救亡，辗转南洋搜集日军情报，直言“以身许国，何惧生死，我辈文人，当以赤诚报家国” 。 1945年身份暴露，遭日军严刑拷打却坚贞不屈，最终被秘密杀害，用生命走完报国之路。 朱自清坚守治学初心，拒领日伪邀约，后期拒领美援面粉，坦言“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用贫贱不能移的傲骨，践行文人气节。 傅斯年刚正不阿，痛斥汉奸文人“寡廉鲜耻”，拒绝日伪拉拢，直言“抗战不力是罪，屈膝投敌是耻，文人当有傲骨，国家当有脊梁” ，一边治学一边呐喊，鼓舞国人共抗外侮。 冰心以温柔笔墨传抗战希望，写下多篇抗日散文，坦言“文人的笔，从来都是救国的武器，而非妥协的工具” ，拒斥伪政权邀约，用文字慰藉民心，歌颂前线将士英勇。 叶圣陶辗转大后方创办抗日刊物，呼吁国人团结一心，直言“山河破碎不足惧，人心涣散最堪忧，同心抗敌，方能还我华夏安宁”，坚决不为日伪执笔，坚守正义之声。 冯友兰在联大撰写著作，宣扬民族精神，拒与日伪合作，坦言“文人之责，在于守气节、传文脉、救家国，临危不屈，方为真君子”*，以学术之力凝聚民族底气。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民国文人，用一言一行诠释着骨气二字。 梁实秋拒绝日伪邀请出任伪职，写下抗日杂文，直言“爱国不分深浅，气节不分文武”。 夏衍在沦陷区秘密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坦言“黑暗终会过去，抗战必胜，华夏必兴”。 冯至跟随联大南迁，写下《十四行集》，歌颂民族反抗精神，拒绝日伪拉拢，始终坚守爱国气节。 穆旦投笔从戎赴远征军，以诗祭战场英烈，“白骨在林间堆积，信念在心中屹立”。 刘文典在昆明遭遇空袭时仍坚持授课，直言“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用执着守护教育阵地。 在那个年代，文人从来不是柔弱的代名词，笔墨更不是卖弄的道具，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的骨气，是山河的脊梁，是国人的精神灯塔。 现在的文人呢？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没有骨头。 只有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