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载沣将家人全部叫到一起，废除王府沿袭多年的请安制，然后对家人们说：“以后大家都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称呼同志吧！”而他另一个决定让自己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作为光绪帝的胞弟、宣统帝溥仪的生父，载沣25岁便被慈禧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执掌大清最后三年国柄。 那时的醇亲王府，规矩森严到极致，每日清晨，府中晚辈必须按辈分依次向他请安，言行举止皆有定规，连他见自己的儿子溥仪——当朝皇帝时，都要行君臣之礼，而非父子之仪。 可这份权力与规矩，终究是镜花水月，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仅掌权三年便黯然退位，眼睁睁看着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退位后的载沣，带着家人退回醇亲王府，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但王府的规矩一直没废，请安制作为皇族身份的最后象征，被小心翼翼地保留着。 在动荡的民国岁月里，他见过军阀混战，拒绝过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哪怕靠变卖古董维持生计，也始终坚守着内心的底线。 直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街上的鞭炮声与百姓脸上的笑容，让这位花甲老人敏锐地察觉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载沣没有像其他前清遗老那样抵触新政权，反而主动通过报纸、收音机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甚至特意租了辆洋车，亲自上街感受这座城市的变化。 看着街上忙碌有序的身影、墙上“人人平等”的标语，他在日记本上写下：“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静”。这份对新时代的接纳，让他做出了第一个打破旧俗的决定——废除请安制。 在那个庄重的家庭会议上，载沣语气坚定地宣布了废除请安制的决定。要知道，这套规矩在醇亲王府沿袭了几代人，是皇族等级秩序的核心象征。有家人不解，低声劝说他保留这最后的“体面”，却被他断然拒绝。 “时代变了，人人平等，再搞这些尊卑规矩，不合时宜了。”载沣的话语里没有丝毫犹豫，“以后家里不分辈分高低，都以‘同志’相称，过踏实的平民日子。” 废除请安制后，王府里的氛围瞬间轻松了许多。曾经拘谨的晚辈们，渐渐敢和他平等交流，饭桌上不再只有沉默，多了家常闲谈的温馨。 但真正让载沣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的，是他随后做出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将醇亲王府无偿捐献（后按政策作价出售）给人民政府作公用。 这座见证了大清兴衰的王府，是载沣家族最核心的资产，也是无数前清遗老眼中的“祖业根基”，他的这个决定，在当时的皇族圈子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其实早在北平解放初期，就有多个单位看中了醇亲王府的位置和规模，希望将其作为办公或办学场所。载沣得知后，没有丝毫纠结，主动联系人民政府洽谈捐赠事宜。 1949年9月，他正式将醇亲王府交由国家，这座北京唯一被新政府收购而非直接接收的王府，后来成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校址，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而他自己，则用政府给予的补偿款，在利薄营买了一处普通院落，带着家人搬出了这座住了几十年的王府。 搬出王府的载沣，彻底卸下了“前清摄政王”的身份枷锁。再也不用被“皇族遗老”的标签束缚，不用应付前来攀附或游说的旧势力，更不用为维持王府的庞大开销而变卖古董。 他的晚年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每日清晨起床后，不再有晚辈前来请安，而是和家人一起吃顿简单的早餐；白天读自己喜欢的史书，偶尔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傍晚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说说街上的新鲜事。 这种平淡的平民生活，恰恰是载沣此前从未享受过的快乐。掌权时，他被军国大事压得喘不过气，连和家人正常相处的时间都很少；退位后，又被“守护祖业”的重担裹挟，时刻提防着外界的纷扰。唯有此刻，他不用再扮演任何角色，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父亲和祖父。他曾对身边的人说：“从前在王府，看着气派，实则处处受限；如今住小院子，虽简陋，却过得踏实自在。” 更让载沣欣慰的是，他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小儿子溥任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此前就曾在王府旧址办过小学，招收附近百姓的孩子就读，此刻更是全力支持父亲捐献王府的决定，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女儿们也适应了平民生活，不再执着于皇族身份，各自过着安稳的日子。这种家庭和睦、岁月静好的状态，成了载沣晚年最珍贵的财富。 1951年2月，载沣因糖尿病引发尿毒症病逝，享年68岁。弥留之际，除了身在苏联的溥仪和溥杰，其余七个子女都陪伴在他身边，按平民礼节为他操办了后事。 这位历经王朝覆灭、时代变迁的末代摄政王，最终以平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他晚年的两个决定，不仅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这份顺应时代、放下过往的通透，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得的温情一笔。 你认为载沣废除请安制、捐献王府的决定，是时代推动下的必然选择，还是他个人通透心境的体现？如果他没有做出这些选择，晚年生活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