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1年2月5日，血战长沙的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临死前，蒋介石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而李玉堂同样高呼：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   在抗日战场上，李玉堂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泰山军”，特别是那场惨烈的长沙会战，他是真真正正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1941年，日军大军压境，他死守长沙核心阵地，那是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   当时的战况惨烈到什么程度？后来高参去视察，看着满地的尸骸惊叹，这是抗战以来见过杀敌最多的一次，在长沙南门外的机修所阵地，几日几夜的鏖战下来，原本几百号的精锐守军，打到最后只剩下58个人。   面对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在粮弹极度匮乏的绝境下，李玉堂硬是扛了四天四夜，这就是后来那句著名的铁血誓言出处——“后退一步即汉奸”。   其实，李玉堂的硬骨头，早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显露无疑，那时候面对日军整整一个半师团的疯狂撕咬，他率部苦撑，最后实在寡不敌众被迫后撤。   结果上司薛岳要把黑锅全扣他头上，让他差点身败名裂，要不是后来蒋介石亲自查问战况，发现是非战之罪，这位名将差点就折在自己人手里。   那一回是有惊无险，可也像是宿命般的预演，预示着他在这个派系林立的队伍里，功过往往只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   但这根硬骨头，终究还是在那场看不到希望的内战中感到了迷茫。   从1921年他22岁那年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开始，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军队内部的腐败，甚至在入黄埔前，他就曾因受不了旧军队的黑暗愤而离去，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眼看着生灵涂炭，自己坚守的阵地如兖州般陷落，从南京一路逃到海南岛，李玉堂的心态变了。   这种转变并非懦弱，而是基于对时局的清醒，在妻子陈伯兰和地下党人李刚的连番劝说下，他开始认同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   哪怕是身上挂满了勋章的国民党高官，在民生凋敝的现实面前，也动了“阵前起义”的念头，那时候他不仅有了接触，甚至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可命运在这个节点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原本负责传递关键指令的联络人李云涛没能及时归队，导致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不知情的李玉堂只能跟随大部队撤往台湾，但他不知道，一张天罗地网早已在岛上铺开。   这其中最致命的一环，是叛徒李刚的出卖，当这个曾经的牵线人供出了李玉堂夫妇所有的秘密图谋，一切辩解都成了徒劳。   即便到了此时，被关进特务机关大牢的李玉堂，依然试图维持一名黄埔一期学长的尊严，他拒绝写那个所谓的悔过书，拒绝指证以前的同僚。   在无数次严审中，他反复陈述自己只是停留在接触阶段，从未真正背叛，他把那枚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细数几十年来为这个政权流过的血，试图唤醒哪怕一丝丝的“念旧”。   但他高估了蒋介石的胸怀，也低估了那位“校长”对兵败大陆的心理扭曲，在当时的蒋介石眼中，越是嫡系，越是手握重兵，那种思想上的“游移”就越是不可饶恕的死罪。   判决书上的那个“耻”字，不仅仅是给李玉堂的，更是蒋介石对自己兵败如山倒的羞愤发泄——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学生竟然也想“投共”。   狱中的日子，李玉堂每天读书看报，哪怕特务拿妻子陈伯兰的性命相要挟，这块曾在长沙城头立住的硬骨头也始终没有弯。   他写下的绝笔里没有求饶，只有彻骨的寒意：“抗日十载，屡经恶战，未尝惧死；今为国尽忠不成，反遭诬陷，死不瞑目。”   这是一种双重的绝望，对于信仰的追求被打断了，对于旧主的忠诚被践踏了。   在那迷雾笼罩的碧潭刑场，当枪声响起，52岁的李玉堂倒下了，他依然穿着整齐的军装，甚至可能还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   他最后望向的方向是海峡那边的大陆，那里有他曾经用命守护过的长沙城，也有他最终没能回去的家乡，历史记住了那个带着侮辱性的“耻”字，但也更清晰地记录下了那一声“不甘”。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纪念网 李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