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载沣将家人全部叫到一起，废除王府沿袭多年的请安制，然后对家人们说：“以后大家都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称呼同志吧！”而他另一个决定让自己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载沣的一生，始终与动荡时代紧密绑定。七岁时，他承袭醇亲王爵位，年少便踏入复杂的皇室权力圈。 二十五岁那年，他被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接手的却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仅仅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载沣主动交出权力，退回王府深居简出。 此后数十年，他亲眼见证袁世凯掌权、军阀混战的乱象，也目睹日本侵占北平的屈辱，看遍了各种政权的更迭交替。 这些跌宕经历磨平了他的棱角，也让他养成了静观其变的沉稳性子。 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载沣没有丝毫慌乱。他每天准时打开收音机，仔细聆听新政权的政策与动态。 在日记本上，他用简单的字句记录着解放军入城后，城内秩序井然、商户照常营业的景象。几天后，他特意租了一辆洋车，绕着北京城缓缓转了一圈。 街上忙碌的平民身影，墙上崭新的宣传标语，还有老百姓脸上久违的安稳神情，都被他一一记在心里。 眼前的新景象让他笃定，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自己必须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切割。 回到王府后，载沣立刻召集所有家人。他当众宣布废除王府沿袭多年的请安制度，推动家人之间改用平等的称呼相处。 要知道，此前的王府里，礼数繁琐到极致，晚辈见长辈需磕头，仆人见主子要躬身，等级界限如同铜墙铁壁。 这一打破传统的决定，让在场的家人都倍感意外，消息传到王府外，街坊邻里也议论纷纷。 大家都没想到，这位前清王爷能如此主动地拥抱新变化，摒弃延续百年的封建等级规矩。 废除请安制只是第一步，载沣接下来的决定更令人吃惊——他要卖掉这座承载着家族荣耀与沧桑的醇亲王府。 这座占地四十亩的宅子，不仅见证了两代皇帝的诞生，更藏着载沣半生的记忆与羁绊。 但载沣心里清楚，新社会里，这样庞大的王府养护成本极高，更会让家人始终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无法真正融入新生活。 当时有洋人看中了王府的地段与底蕴，愿意出二十万美金高价购买，却被载沣断然拒绝。 他最终选择将王府卖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作价相当于当时的九十万斤小米，让王府成为培育人才的场所。 拿到钱款后，载沣做了周密安排。一半钱款用来在东城购置了一处带几棵老槐树的小院，作为自己和家人的居所；另一半则平均分给八个子女，让他们各自安身立命，独立生活。 搬家那天，载沣没带多少贵重物品，只提着一个装着日常用品的布包，平静地走进了小院。往日里前呼后拥的王爷，就此变成了邻里眼中温和的普通大爷。 事实上，载沣顺应时代的心思早有显现。早在1947年，为避免王府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他就和小儿子溥任一起，利用王府空房办起了竞业小学。 他还以“金静云”的化名担任学校董事长，把自己珍藏的地球仪、三球仪以及各种动植物标本都送到学校当教具。 面对贫困学生，他主动同意减免学费，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校园里读书嬉闹的样子，脸上总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在民族大义面前，载沣更是始终坚守底线。1934年，儿子溥仪在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多次写信劝他全家前往东北。 日本人也开出优厚条件拉拢他，试图借助他的身份巩固统治。 载沣最终只以私人探访的名义去了一趟东北，亲眼见到溥仪的傀儡处境后，他痛心不已，当即决定返回北平。 即便关东军提出每月给一万元车马费让他任职，他也坚决拒绝，用低调却坚定的方式守住了民族气节。 后来，载沣还主动将王府里珍藏的三千册古籍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其中包括乾隆御笔的《古稀说》这样的珍品。文化部得知后想给他颁奖，却被他摆手拒绝，只表示这些文物本就该属于老百姓。 他曾在一本《资治通鉴》的批注里写下，多尔衮错在恋权，自己则输在生不逢时。这句话道尽了他对人生的感悟，也体现了他对时代变迁的清醒认知。 1951年初，载沣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他的葬礼没有任何排场，墓碑上只简单刻着“载沣，1883-1951”几个字。 信息来源： 人民日报：《末代摄政王载沣的晚年抉择》 光明日报：《醇亲王府的变迁与载沣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