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说：“父亲先离开，和母亲先离开是不一样的。”父亲走了，只是没有了顶梁柱；可是如果母亲走了，家就不成家了。 在梁晓声的记忆里，“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温暖的词，而是夹杂着疼、怕、忍和撑。 当年的哈尔滨，十来平米的低矮小屋，挤着一家好几口人，冬天冷得透骨，夏天闷得喘不过气。那间屋子既是遮风挡雪的地方，也是梁晓声最早看清人情冷暖、家庭重量的起点，在那里，父亲和母亲像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一冷一热，深深刻进了他的一生。 父亲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老式家长，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干活，靠出卖体力换来一点微薄的收入，他觉得，正是这点钱养活了全家，所以自己理所当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家里，他说的话没人敢反驳，哪怕是错的，也像圣旨一样不能质疑。 这种权威，曾要过命，梁晓声有个两岁多就夭折的姐姐，得的是黄疸肝炎，其实并非绝症，医生明明说了，用西药治疗就能好，可父亲偏执地认定西药是骗人的，死活不同意，只让看中医。 母亲再着急、再心疼，也拗不过那一口“我说了算”，一拖再拖，等到孩子病情恶化、不得不打针时，已经来不及了。孩子没救回来，母亲哭得几乎垮掉，可父亲却始终不肯承认是自己的固执害了女儿，反而把责任推到那几片西药身上，这道伤，后来成了这个家里永远不能碰的地方。 从那以后，口吃就像阴影一样跟着他，伴随了整个少年时期，直到上中学后才慢慢好转。 但这个家里，被毁得最彻底的，其实是大哥，大哥成绩好，好不容易考上大学，那本是全家翻身的希望。 可父亲眼里只有眼前那点劳动力和收入，认定读书没用，硬是逼着大哥退学回家挣钱，母亲偷偷支持儿子，可父亲一封接一封写信到学校，骂人、诅咒，最终断了大哥的路。 长期的压抑、绝望和撕扯，彻底击垮了大哥的精神，他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本该有前途的人，还没来得及展开人生，就先崩塌了，这件事成了梁晓声心里最深的一根刺，让他后来整整六年都不愿回家面对父亲。 如果说父亲带来的，是压顶的风暴，那母亲就是在风暴里死死挡着的一堵墙，这个不识字的女人，用几乎被生活榨干的身体，勉强守住了这个家的底线和一点点温度。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去街道办的小工厂当临时工，有一次，梁晓声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买书，那本书叫《红旗谱》，是他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 听说她儿子是来要钱买“闲书”的，旁边的工友忍不住冷嘲热讽，说供孩子吃穿上学已经不容易了，还惯着他看这些没用的东西。 母亲却在那一刻站得异常坚定，她用那双布满裂口的手，把卷成一团的零钱一张张数出来，毫不退让地回了一句：“谁叫我是当妈的呢，我就乐意他看书。” 那天，梁晓声舍不得买书，用那点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母亲嘴上骂他乱花钱，转过身，却又悄悄把买书的钱凑齐塞给他，在她心里，日子再苦，也不能把孩子的精神世界饿死。 还有那块豆饼的事，是梁晓声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是饥饿年代的一次试炼，一天放学，他饿得前胸贴后背，看见路边停着一辆马车，车老板似乎睡着了，脑袋旁边放着一块豆饼。 那时候，豆饼做的包子都是过年才吃得上的东西，他一时鬼迷心窍，偷了豆饼就跑，回家让母亲藏起来。 没多久，车老板一路找了过来，母亲没有包庇他，而是当着外人的面，把孩子叫出来，车老板看着这家人的窘境，几乎是哀求地说，那块豆饼是他接下来两天的口粮。 母亲当场让梁晓声把东西还回去，还命令他鞠躬道歉，车老板心软了，反倒觉得过意不去，抡起斧头把豆饼劈开，想分一半给他们。 母亲怎么也不肯要，推不过，只好收下，可她转身进屋，又把家里仅剩的两个窝窝头和一块咸菜疙瘩拿出来，全塞回给车老板。 那天晚上，她一句话都没说，那种沉默，比打骂还让人难受，吃饭时，梁晓声忍不住哭着认错，母亲这才落着泪说：要饭不丢人，偷和抢才是真丢脸，这个家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点脸面，不能再丢。 后来，日子慢慢往前走，梁晓声去了北大荒，又考进复旦，最终成了作家，生活好起来后，他对父亲的恨，也在时间里一点点松动。 他开始明白，那个专横、固执的男人，其实也是被时代和贫穷压弯的人，他把父母接到北京养老，甚至为了满足父亲的一点虚荣心，托人让老人去电影里当过几次群演。 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但梁晓声的责任并没有结束，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把患病的大哥接到北京，在海淀给他买了房，请人照顾，昂贵的医药费、护理费，全靠他一字一句写出来支撑，三十多年里，他的妻子始终陪在身边，没有一句怨言。 若说《人世间》写尽了普通人的苦，那么梁晓声自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宽恕、责任和救赎的真实写照。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