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黄有良是海南澄迈县白莲镇罗驿村人，14岁的年纪，本该跟着母亲学织布、采野菜，过着清贫却安稳的日子。1939年鬼子侵占海南后，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碎，扫荡的枪声时常在村口响起，村民们只能躲进深山，饿了啃野果，渴了喝山泉。那天她趁着鬼子暂时撤离，偷偷回家拿母亲藏起来的杂粮，刚走到院门口，就被搜山回来的10多个鬼子堵住。 她拼尽全力挣扎，指甲抓破了一个鬼子的脸，牙齿咬得牙龈出血，可瘦弱的身躯在侵略者面前像风中残烛。带头军官挥刀的瞬间，她吓得闭上了眼睛，可预想的疼痛没有到来，只听见军官用生硬的中文喊了句“带走”。她以为自己捡回一条命，跟着鬼子走出村子时，还偷偷记下了路线，想着等机会逃跑。谁能想到，这哪里是放生，分明是把她当成了随时可以拿捏的猎物。 鬼子把她押到了附近的据点，一座被改成炮楼的祠堂里。这里还关着另外3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一个个眼神空洞，身上满是伤痕。带头军官叫松本，是个中尉，他没有立刻对黄有良动手，反而每天让她端茶倒水，甚至偶尔会给她一块压缩饼干。黄有良一度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只要听话，就能活着出去，直到三天后的深夜，松本喝醉了酒，闯进她的房间，撕碎了她仅有的薄衣。 “我拼命喊，拼命踢，可他太壮了，其他鬼子就在门外笑，没人来救我。”多年后，黄有良老人回忆起那段经历，浑浊的眼睛里依然会泛起泪光。从那天起，她成了松本的“专属玩物”，其他鬼子也时常来骚扰，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她的胳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总是挂着血，可她从没放弃过逃跑的念头。 一次，据点里的鬼子要押送物资去县城，松本带着大部分人外出，只留下两个鬼子看守。黄有良故意打翻了水桶，趁着鬼子骂骂咧咧擦拭的间隙，从柴房的狗洞钻了出去。她光着脚在山路上跑，荆棘划破了脚掌，鲜血染红了泥土，身后传来鬼子的枪声和叫喊声，她不敢回头，只顾着往深山里冲。跑了整整一夜，她终于遇见了躲在山洞里的村民，母亲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可她却再也哭不出声，喉咙早已在逃跑时喊哑。 原以为逃出来就能摆脱噩梦，可命运却对她格外残忍。回家后不久，黄有良就发现自己怀孕了。14岁的姑娘，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肚子一天天变大，身体越来越虚弱。母亲偷偷给她熬草药，想打掉孩子，可每次喝下去都疼得死去活来，孩子却依然顽强地活着。鬼子的扫荡还在继续，为了不拖累家人，她只能躲在山洞里，靠着村民偷偷送来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 几个月后，她在山洞里生下了一个男婴。看着这个带着侵略者血脉的孩子，黄有良的心像被刀割一样。她恨鬼子，可孩子是无辜的，她舍不得抛弃。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孩子注定无法被接纳，村民们的指指点点，亲人的疏远，让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孩子长到3岁时，一场大病夺走了他的生命，黄有良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在山洞里哭了三天三夜，把所有的痛苦和绝望都哭了出来。 战争结束后，黄有良以为噩梦终于结束，可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伴随了她一生。她再也没能生育，身上的伤疤成了永远的印记，夜晚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鬼子的刀和狰狞的笑容。她不敢穿短袖短裤，怕别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她很少说话，把所有的痛苦都藏在心里。直到2001年，74岁的黄有良看到日本政府拒不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新闻，积压了60年的愤怒终于爆发，她决定站出来，为自己和无数受害的姐妹讨回公道。 她跟着其他慰安妇幸存者一起，多次赴日诉讼，在法庭上含泪讲述自己的遭遇。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辱骂，她毫不退缩，“我不怕死，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鬼子当年对我们做了什么！”她的声音虽然苍老，却充满了力量。可一次次的诉讼，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败诉，日本法院以“时效已过”“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她们的诉求。 2016年，90岁的黄有良在澄迈县的家中病逝，直到去世，她也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她的床头，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她14岁时的样子，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神清澈。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纯真的姑娘，会遭遇如此惨烈的迫害。 在抗战期间，像黄有良这样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很多。根据史料记载，仅海南一地，就有超过2000名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1岁，最大的也不过30岁。这些无辜的女性，在战争中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战后又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和心灵的创伤，很多人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了一生。 黄有良的故事，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无数受害女性的缩影。她们的遭遇，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为她们发声，不是为了索取赔偿，而是为了争取一份迟到的正义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