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潘光旦拒绝好友梅贻琦的邀请，坚持留在国内。1966年，年近60的他，被安排去菜园除草。独腿的他无法站立，只好坐在板凳上除草，但后来这个小板凳，也被小将拿走。 你可能没听过潘光旦这个名字，但在民国学界，他是与梁启超、陈寅恪齐名的大师。这位出身江苏宝山的才子，1922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美国专攻优生学，27岁就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一手搭建起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框架。更让人敬佩的是，1929年他从美国归来时，途中遭遇车祸失去右腿，此后半生都靠单腿支撑，但从未耽误过一节课、一部著作的撰写。梅贻琦作为清华校长，与他相交十余年，深知其才学与风骨。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梅贻琦奉命南迁台湾，临行前三次找到潘光旦，劝他一同前往：“你的学识是国家的瑰宝，到台湾能继续安心做学问，留在大陆恐有变数。” 潘光旦当时正在整理《中国民族史料》，闻言只是摇头：“我研究的是中国的人、中国的社会，离开了这片土地，学问就成了无源之水。” 他不是没预见风险，只是在他心里，知识分子的根永远扎在祖国的土壤里。 留在大陆的潘光旦，起初确实获得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牵头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跑遍了西南边疆的山山水水。单腿的他拄着拐杖，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当地老乡见了都心疼，劝他留在寨子里歇着，他却笑着说：“不亲眼看看，怎么能写出真实的报告？” 那些年，他先后完成《湘西北的土家族》《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等重要著作，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国家学术事业的老人，会在晚年遭遇那样的磨难。 1966年的风暴席卷而来，潘光旦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他珍藏的书籍手稿被付之一炬，多年积累的调查资料被撕毁，就连仅剩的左腿也因批斗时的推搡受了伤。被派去菜园除草时，他已经59岁，左腿的伤痛让他连站立都困难，更别说弯腰劳作。好心人偷偷给了他一个小板凳，他就坐在地上，用手一点点拔掉杂草，指尖被泥土磨得通红，却从未抱怨过一句。有学生偷偷跑去看他，见他孤零零坐在菜园里，背影佝偻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老树，忍不住掉眼泪，他却反过来安慰：“没事，除草也是做事，总比闲着强。” 可就连这个唯一能让他勉强劳作的小板凳，也被一群年轻小将抢走，理由是“反动分子不配坐凳子”。 失去板凳的潘光旦，只能趴在菜地里除草。他的膝盖跪在冰冷的泥水里，独腿支撑着上半身，每拔一根草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路过的人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暗自叹息，却没人敢上前帮忙——那个年代，同情“反动分子”就是罪过。有一次，他的学生想偷偷给他送个马扎，刚靠近就被巡逻的人发现，不仅马扎被没收，学生还被拉去批斗。潘光旦躺在菜地里，望着天空，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那些没写完的书稿、没完成的调查。他曾对家人说：“我不怕吃苦，就怕学问断了传承，怕国家的民族研究再也没人接续。” 这位一生坚守学术良知、热爱祖国的学者，在那样的困境中依然没有放弃希望。1967年，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的他，还在偷偷给学生写信，叮嘱他们“好好读书，保存实力，将来为国家做事”。直到1967年6月，潘光旦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临终前还紧紧攥着一本残缺的《民族学概论》手稿。他的一生，是知识分子风骨的最好写照：拒绝海外的优渥条件，选择与祖国共患难；面对迫害与磨难，始终坚守学术信仰与爱国初心。 潘光旦的遭遇，是那个特殊年代无数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或许曾被误解、被伤害，但从未动摇过对祖国的热爱、对学术的执着。正是这样的坚守，让中国的文化与学术在风雨中得以延续。如今，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一位学者的贡献，更是为了传承那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担当；一个民族的复兴，更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代代相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