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完母亲，我没再进屋和父亲打招呼，而是悄悄地走了。刚上车，父亲打来电话：“你都不陪陪我吗？”我冷冷地说：“我为我妈感到高兴，她终于解脱了！” 葬礼的最后一张纸钱烧尽时，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 我蹲下身，把母亲生前最爱戴的那支玉簪轻轻放在墓碑前——冰凉的玉，像她最后几年总揣在兜里的手，没一点温度。 三十年，这个家对她而言，到底是港湾还是囚笼？ 父亲站在三步外，背比去年弯得更厉害，蓝布衫的领口沾着片没摘净的白孝布。 我没回头，转身走向停在巷口的车，皮鞋踩过散落的鞭炮碎屑，咔嚓响得刺耳。 刚拉开车门，手机就震了，屏幕上跳动的“爸”字，像根细针猛地扎进太阳穴。 “你……你都不进屋坐会儿吗？”他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丝，尾音拖得老长，“我一个人……夜里该咋弄？” 我坐进驾驶座，关上车门的瞬间，突然笑出声来，眼泪却先一步砸在方向盘上：“爸，你该问问我妈，她等这句‘解脱’等了多少年。” 或许他没听见电话那头我掐断后的呜咽——毕竟，他这辈子好像都没真正听过她说话。 她总说“忍忍就好了”，可夜里咳嗽时攥紧的被角，药盒上密密麻麻的日期，哪一样不是在喊“救命”；而他，永远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老大，像要把整个屋子的沉默都盖过去。 我以为我恨的是他的冷漠，直到此刻才明白，更恨自己这些年只会站在门外，看她一个人扛着整个寒冬。 所以那句“解脱”，是说给她听的，也是说给那个没保护好她的自己。 电话挂断后，车厢里只剩下发动机的轰鸣，和我咬得发白的指节。 有些伤口结痂了会痒，可掀开来看，底下全是没长好的肉。 若至亲之间的痛都要靠狠话来传递，我们究竟是太爱，还是太怕？ 透过后视镜，那个佝偻的身影还站在巷口，像株被风刮得快要折断的枯树。 我踩下油门，车窗外的白菊越来越小，小到像母亲当年落在他衬衫上的泪痕，终究是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