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有一个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高等族群，他们被称为犹太人的“婆罗门”，也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这个族群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其他犹太人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种隐形的分层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同一个民族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历史上，这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大多来自欧洲，靠着经济实力和复国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站稳了脚跟。 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我们熟知的名人，其实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祖先从中世纪起就在欧洲积累资源，为后来掌控以色列打下了基础。 如今以色列的主要政党，从工党到利库德集团，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最高法院法官里七成以上也是这个族群的人，这权力集中度确实让人惊讶。 相比之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东方犹太人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他们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支柱，1492年之后流散到各地，到了以色列却成了二等公民。 本·古里安曾经公开说他们“和阿拉伯人绑定太深”，这种歧视可不是说说而已，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甚至搞“去阿拉伯化”教育，逼着他们改掉阿拉伯名字，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更惨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贝塔犹太人，他们皮肤黝黑，在以色列社会里几乎处于最底层。 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通过“摩西行动”“鸽翅行动”把他们接回国内，本来应该是同胞团聚的好事，结果却给他们贴上了“异类”的标签。 这些人被强制改成欧洲式名字，犹太教拉比不承认他们的宗教仪式，找工作也只能干体力活，现在十四万贝塔犹太人里，大部分还住在贫民窟，这种落差怕是最有体会。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百多万东欧犹太人涌入以色列，本以为能壮大族群力量，却没想到成了新的矛盾焦点。 欧洲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觉得这些新移民带着“共产主义基因”，把他们当成“第五纵队”，摩萨德甚至偷偷监控他们的活动。 这些东欧移民也不含糊，后来组建了“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政党，2022年议会选举还拿到了15%的席位，算是勉强争到了一点话语权。 通婚本是消除隔阂的好办法，以色列政府也一直鼓励不同族群联姻，现在通婚率从16%涨到了28%，看起来有进步，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那些欧洲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生的孩子，照样进不了核心权力圈，社会上默认他们是“新东欧犹太人”，继续被归到二等群体里。 教育资源更是天差地别，阿什肯纳兹人上私立学校，东方犹太人只能去公立学校，2023年贫困线以下的东方犹太家庭占38%，欧洲犹太家庭却只有9%，这种差距代代相传，根本不是通婚能解决的。 说到身份认同，武汉女性李春红的经历特别典型。 1994年她公派到以色列，后来通过婚姻皈依犹太教，本以为就此融入当地社会，结果女儿诺娃在2023年巴以冲突中被扣为人质时，还是有人拿她的“外来户”身份说闲话。 这种事不止一例，伊万卡、邓文迪都是靠婚姻拿到犹太身份的，可《塔木德》里明明说“选民由上帝决定”，现在却能靠结婚改身份，这教义和现实的矛盾，怕是连拉比都解释不清。 犹太教本来讲究“四海皆兄弟”，《密西拿》里也说众生平等，可现实中阿什肯纳兹人却觉得东方犹太人“不够纯粹”，这种歧视自己人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宗教初心。 有人类学家写了本《犹太种姓：一个隐秘的社会体系》，说以色列这种分层和印度种姓制度本质上一样，都是靠歧视底层来维持上层地位，这话虽然难听，却道出了不少真相。 如此看来，以色列的族群问题其实是把宗教理想和政治权力搅在了一起。 阿什肯纳兹人用“上帝选民”的身份巩固权力，贝塔犹太人在底层苦苦挣扎，东欧移民顶着“第五纵队”的帽子艰难立足，连皈依者都要面对身份质疑。 当“选民”成了特权的遮羞布，这个国家的社会裂痕只会越来越深。 真正的“选民”身份，不该靠血统或权力来定义，而是要看是否践行平等与包容。 这不仅是对犹太教教义的回归，也是所有多元社会该有的生存智慧。 如果继续用歧视证明优越，最终只会掉进自我毁灭的逻辑怪圈，毕竟历史早就证明，靠分裂维系的“优越”，从来都走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