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张伯驹听到消息时，人还在承泽园整理古籍。那日天寒地冻，屋里炉火尚温，他却猛地起身，墨汁洒了整桌。他脑子里全是一个画面，袁克定蜷缩在北平破庙里，头发乱糟，裹着烂棉袍。 张伯驹记得，这位表哥年轻时是何等风光，袁世凯的嫡长子，出入京城时八抬大轿开道，手执拐杖的巡捕都得回避三尺。 怎么就落成这般模样？ 要说袁克定，年轻时确实聪明，留过洋，能写文章，懂政治。1915年，他为了替袁世凯谋个好局，亲自操刀写了一份登基草诏，悄悄送进报社刊登，结果风向失控，满朝皆惊。他 不怕，甚至还出了本《政治小说》，里面全是鼓吹帝制的东西，文辞花哨，想替父亲撑场面。 可惜袁世凯称帝不到三月，天下反了。云南、贵州首先起兵护国，袁世凯一病不起，1916年在郁结中死了。 袁克定从此背上“逼父称帝”的骂名，旧部疏远，新人排挤，袁家树倒猢狲散，他自己也被撵出权场。有人说他咎由自取，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为父分忧。 但他从没辩解过。 离开政坛后，袁克定隐居在北平，靠典卖古玩度日。他不愿靠张伯驹，也不肯出仕。抗战爆发后，日本人找上门来，许他高官厚禄，只要点头，就能在汪精卫政权挂个部长。 他当场把人轰出去，后来又来了几回，软硬兼施，他都没松口。 到最后家里只剩几轴字画，换了几袋米和旧袍子。他从不提这事，只有那个老仆赵忠知道。赵忠是袁家后厨的杂役，三十年前他母亲病了，是袁克定偷偷让人送去银元救命。 这事赵忠记了半辈子，等到街上再见袁克定时，那一身破棉袍让他红了眼。 赵忠虽穷，也得糊口，但只要菜市场一收摊，他就去捡剩下的菜根、窝头。捡到的食物揣在怀里，一路跑去庙里送给袁克定。袁克定接过时还要轻轻掸掉泥灰，吃得慢而细。 他那份气度，连赵忠都佩服。 再提张伯驹，他虽贵为民国四公子，但不是那种只会吟诗作画的文人。听说袁克定落难，他亲自去接人。袁克定起初不愿，说怕给张家添麻烦，张伯驹把棉袍往他肩上一披，说：“多你一口饭，我不饿。” 袁克定进了承泽园，从不多话，偶尔散步看看书，张伯驹还让厨房做些西点，说是他留洋时喜欢吃的口味。两人不常言语，却有默契。赵忠也常来看他，提着几根菜、几个红薯，不为别的，就为心安。 1956年，袁克定病逝北平，张伯驹亲自为他料理后事，买下墓地，刻碑立字。他没子嗣，张伯驹替他守了最后的体面。 人这一辈子能经历多少事？权力、荣辱、孤独、善意。袁克定或许是错的，也是值得敬的。起码在最灰暗的年代，他没有倒下，没有背叛，没有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