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名南朝鮮女子给两名美军做完服务后，当着老公的面热情地送大兵们离开。而站在一旁的丈夫双手插兜，满脸愁容，只能低头假装看不见来安慰自己，因为一家人全靠妻子来赚取生活费。 李英姬1935年出生在京畿道一个穷乡僻壤。家里本来就穷，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改嫁后，她跟继父和继兄过日子。继父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骂她，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朝鲜战争一爆发，村里的日子更没法过了，田地被炸毁，粮食没了，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16岁那年，她实在受不了，收拾了几件破衣服，一个人跑了出去，想去首尔闯条活路。历史上看，战争时期不少韩国妇女像她这样，因为家园破坏和饥饿，被迫离开乡村寻找生计，结果很多落入美军基地附近的陷阱。美军在韩国设立了多个军营城镇，这些地方的慰安所成了她们的去处，政府和军方默许这种安排，以维持部队士气。 到了首尔，李英姬孤零零的，没钱没地儿住，饿得头晕眼花。有一天，一个男人看她可怜，说能给她找份工厂缝衣服的活儿，还管吃管住。她犹豫了一下，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啥选择，就跟着去了。结果被带到了东豆川的美军基地附近，进了个破木屋，才发现这不是工厂，是个专门服务美军士兵的慰安所。她被卖给了管事的皮条客，从此没了回头路。资料显示，这种慰安所是朝鲜战争后美军在韩国建立的系统，类似于日本占领时期的模式，但由韩国政府监管。许多年轻女孩被骗或强迫进入，数量达数千人，她们每天面对士兵，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疾病传播频繁。 那地方条件差得要命，屋子小得转不开身，就一张薄床垫和一个破木箱。她每天得接好几个士兵，没得挑也没得躲。管事的人管得严，每周两次体检，查性病，查出来就关进“猴子房”，打青霉素针。她亲眼见过一个女孩因为药量太大，没挺过来。她试过逃跑，半夜躲进树林，结果被军警抓回去一顿打，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历史记录表明，这些慰安所的妇女常遭暴力对待，逃跑失败后惩罚严厉，美军和韩国军警联合管理，确保她们无法离开。战时经济崩溃，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女儿卷入其中，成了维持军营运转的牺牲品。 1952年，17岁的李英姬认识了金永哲，一个在战争里丢了左腿的退伍兵。他靠卖点小玩意儿混日子，俩人聊了几次后结了婚。可金永哲腿没了，干不了重活，家里吃饭全指望李英姬。她只能接着干慰安所的活儿，晚上回家面对丈夫不吭声的眼神。她身体越来越差，可不干一家人就得饿死，没辙，只能硬撑。真实资料指出，那时期许多慰安妇结婚后仍继续工作，因为丈夫伤残或失业，家庭依赖她们的收入。美军在韩国的驻军推动了这种产业，政府视之为必要经济补充，却忽略了妇女的健康和尊严损失。 战争结束后，慰安所没马上关，政府还想靠这个跟美军搞好关系。李英姬和金永哲搬到首尔郊外，住在一间漏雨的小屋里。金永哲修修鞋子挣点小钱，根本不够花，她还得接着干老本行。日子过得紧巴巴，桌上就一碗稀粥加点咸菜。历史事实显示，战后韩国经济缓慢恢复，但慰安所持续存在至1970年代，美军基地周围的城镇依赖这种服务。许多妇女像李英姬一样，难以脱离，社会歧视让她们战后生活更艰难，家庭负担加重。 到了60年代，经济好点了，慰安所开始关门，她被赶了出来，想干点别的，可谁瞧得上她？卖菜、洗碗都试过，可人家一听她以前干啥的，就躲得远远的，背地里还骂她“洋妓”。根据可靠来源，韩国社会对这些妇女持负面态度，视她们为道德败坏者，尽管她们是战争受害者。就业机会有限，她们转行失败率高，常常陷入更深贫困，靠零工勉强维生。 金永哲身体越来越糟，1968年因为营养不良和旧伤死了。李英姬一个人扛着，搬到更小的屋子，打零工过活。扫大街、洗衣服，挣的那点钱连房租都不够。街坊邻居看不起她，没人搭理她，她也懒得说话，整天闷在屋里盯着窗外发呆。资料证实，许多慰安妇的丈夫早逝后，她们孤立无援，社会支持缺失，导致晚年生活凄凉。韩国政府直到晚期才开始承认这段历史，但补偿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