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9岁的吴晓丽在沈阳被判处死刑，在枪决前，她突然高喊一个要求，让公安机关震惊不已，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同意了她的要求…… 吴晓丽的童年，简直就是苦水里泡大的。 父亲早年在工地坠亡，母亲李淑芬靠在纺织厂当车工，每月38块工资拉扯她长大。 她打小懂事，放学帮母亲糊火柴盒，奖状贴满土坯房的土墙。 李淑芬逢人就夸：“俺家小丽将来准有出息。” 可她，却没料到女儿15岁那年变了。 纺织厂效益下滑，母亲下岗摆地摊卖袜子，常被城管驱赶。 吴晓丽看着母亲凌晨四点进货的背影，偷偷把初中课本卖了换钱，谎称“学校收资料费”。 真正的转折在1989年。 吴晓丽在游戏厅认识了个叫“强子”的社会青年，对方拍着胸脯说：“跟我混，一个月赚你妈半年的钱。” 她看着母亲深夜数钢镚的模样，咬牙跟着强子去火车站“拎包”。 其实就是扒窃。 第一次得手300块，她给母亲买了双新棉鞋，母亲高兴得直掉泪，却不知这钱沾着贼赃。 “一步错步步错。” 多年后办案民警回忆，吴晓丽后来被强子拉去参与团伙抢劫。 1991年7月12日晚，他们在和平区抢了个体户的钱包，对方反抗时被吴晓丽用水果刀捅中要害。 等她反应过来，人已经倒在血泊里。 法庭上，吴晓丽穿着看守所的蓝布衫，盯着法官席上的国徽发呆。 她想起母亲最后一次探监时擦眼泪：“丽丽，妈等你回来。” 可法律无情，故意杀人罪，证据确凿，死刑判决下来那天，后悔也没用。 死刑核准下来后，吴晓丽被单独关押。 管教民警发现她最近总对着墙角发呆，饭吃得很少，夜里常听见压抑的哭声。 直到行刑前一天，她突然要求见管教：“我想见我妈，就磕三个头，然后安心上路。” 这个请求让看守所所长犯了难。 按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申请会见亲属，但吴晓丽的母亲李淑芬并不知道女儿被判死刑。 警方考虑到她心脏不好，怕刺激出意外，一直瞒着。 可看着吴晓丽通红的眼睛，他想起这姑娘刚进来时，还写过一封给母亲的信：“妈，我错了，等我出去给您买大房子。” 局长接到报告时正在开会，听完汇报沉默许久：“法不外乎人情。派两个女警跟着，去她家把老太太接来，就说……就说她女儿在看守所表现好，让她去见最后一面。” 李淑芬接到通知时，正蹲在菜市场捡烂菜叶。 “丽丽她……她咋了？” 女警扶住她：“大娘，您闺女想见您，跟我们去一趟吧。” 去往看守所的路上，李淑芬总觉得心慌。 看守所会见室里，吴晓丽穿着干净的囚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见母亲花白的头发，突然“扑通”跪下：“妈，我对不起您！” 李淑芬的眼泪砸在地上：“丽丽，你到底干了啥啊……” 她伸手想摸女儿的脸，却被法警轻轻拉开。 吴晓丽磕了三个响头：“妈，您别难过。我这辈子不孝，下辈子给您当牛做马。” 旁边的女警别过头抹眼泪。 临别时，吴晓丽从口袋里掏出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递给母亲：“这是我省下来的零花钱，32块7毛，您拿着买点好吃的。” 李淑芬打开一看，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和一堆硬币，突然嚎啕大哭：“傻闺女啊，妈要你活着！” 吴晓丽伏法后，李淑芬在女儿坟前种了棵白杨树。 每年清明，她都去说说话，说纺织厂涨工资了，说邻居家孙子考上大学了，说“丽丽，妈想你”。 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人说“死刑犯也有人权”，有人说“法不容情但有温度”。 看守所后来设立了“临终关怀”制度，允许死刑犯在伏法前申请见家属最后一面，前提是家属自愿且不影响社会秩序。 更意外的是，李淑芬把吴晓丽留下的32块7毛钱捐给了街道办的“失足青少年帮扶基金”。 她在捐款信里写：“我闺女走了，但希望别的孩子别走她的路。这钱不多，是我这个当妈的一点心意。” 风穿过树林，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 一个死刑犯用最后的请求，唤醒了法律的温情，一个母亲用一生的思念，教会了世人何为宽恕。 其实，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港湾，无论犯多大错，回头还有路。 这或许就是那个临终请求带来的最大意义，让冰冷的法律条文，有了人性的温度。 主要信源：（中考化学——19岁少女被押往刑场，行刑前一刻，她突然蹲在地上大喊：请验明我的清白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