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生态位，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赚的钱，来自体力的“出汗”，还是来自知识的“出脑”。过去几十年，东亚制造业的崛起大多遵循从“出汗”开始的路径。以中国为例，早期凭借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优势，在纺织、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完成了原始积累。然而，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中间的制造环节利润最薄，而两端的研发（出脑）与品牌营销（控制力）才是价值高地。一般规律很清楚——同一条产业链上，越靠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软件与系统、品牌与渠道、标准与认证、数据与服务，议价权越强；越集中在来料加工、装配代工、低壁垒制造环节，竞争越容易卷向价格与交期。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分工结构决定的收益分配：可替代性越高，利润越薄；不可替代性越强，利润越厚。判断我们在哪一端可以看三件因素：第一，看“定价权”在谁手里——能否把性能、可靠性、交付与服务变成溢价，而不是被客户压价；第二，看“知识资产”沉淀——专利、工艺数据库、软件算法、测试认证与工程化能力是否可复用、可扩散；第三，看“生态位置”——我们是被动接单的节点，还是能定义接口、牵引上下游、输出标准与方案的平台型角色。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从“出汗”向“出脑”跨越的关键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在量子通信、商业无人机、空间技术等前沿领域的专利占有率显著提升，这标志着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是逐渐掌握了制定技术标准的“大脑”功能。以深圳三家企业为例，拓竹在 3D 打印领域的崛起，是典型的从“机械组装”到“算法驱动”的跃迁。大疆跳出了“核心零部件外购”的组装逻辑。通过对飞控系统、云台稳定技术及图传协议的深度自研，大疆不仅控制了全球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影石 Insta360在传统运动相机市场被 GoPro 垄断时，利用全景缝合算法和“先拍摄后取景”的软件思维，彻底颠覆了拍摄逻辑。结论也因此清晰：真正的“出脑”，不仅仅是把工厂搬得更大，而是把能力做得更稀缺——用系统方案、关键部件、软件与服务，把汗水锁进可复制的知识里，让每一次交付都在抬高下一次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