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响。 盛国玉感到后背一热，血顺着衣襟往下淌，她猛地栽倒在尸体堆里，牙齿咬得咯咯响不能动，一动就完了。 特务的皮靴踩过尸体，枪托突然捅在她腰上，“还有气没？”她闭着眼，连呼吸都掐成了游丝。 盛国玉没想过自己会成“特务要犯”。 1943年她在垫江当小学老师，学生们总说“盛老师的辫子上好像别着星星”。 那时她刚加入地下党，辫子上的银簪子其实是发报机零件藏处乡村女教师的身份，是最好的保护色。 认识余梓成是在1945年的教师集训会上。 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递过来的笔记本里夹着片银杏叶，背面写着“山那边有光”。 后来才知道，这个总说“教孩子们认字就是种庄稼”的男人，是川东特委的联络员。 他们结婚那天，盛国玉把《挺进报》的刻印纸藏在嫁衣夹层里，针脚缝得比绣嫁妆还密。 1948年10月的那个雨夜，盛国玉正在厨房烙饼，门突然被撞开。 余梓成被按在地上，嘴里塞着毛巾，眼睛却一直往灶台瞟那里藏着刚刻好的蜡纸。 特务把烙铁烧得通红，她看着自己的手心冒出白烟，却死死咬住嘴唇：“就我一个人干的，跟学生没关系。” 大屠杀那天的火是后烧起来的。 盛国玉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时，衣服已经烧得只剩半截。 她摸到墙角的水缸，舀起水往头上浇，冰冷的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带着血腥味。 后来她才知道，180个狱友里，活下来的只有15个。 获救后的盛国玉成了“会说话的档案”。 1955年红岩纪念馆筹建，她从箱底翻出块红布，那是狱友们用被面绣的红旗，边角已经被血渍浸透。 “这针脚是江姐教我的，”她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五角星，“她说等解放了，要让这面旗飘在学校屋顶上。” 2013年冬天，87岁的盛国玉坐在纪念馆的长椅上，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展柜里那片红旗残片上。 讲解员指着照片问她：“盛奶奶，这是您当年逃生的路线吗？”她慢慢抬起手，指尖划过玻璃上标注的“厕所通风管道”，轻声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让这些名字不被风刮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