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一个夏日，76岁高龄的粟裕前往301医院探望生病的妻子楚青。 医院门口的梧桐树叶被晒得打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匆匆走过，谁也没留意那个站在公告栏前看探视时间表的老人。 他穿着半旧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个布袋子，和其他等待的家属没什么两样，只是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那会儿医院探视时间卡得严，不到点谁也进不去。 粟裕就那么站在树荫下等，额头上渗了层薄汗也没吭声。 后来陈丕显路过看见他，吓了一跳，拉着他胳膊往里面走，“老粟你这是干啥？警卫员呢？让他们通融下先进去。”粟裕摆摆手，指着公告栏上的规定，“医院有医院的规矩，我来看家属是私事，不能搞特殊。” 正说着，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带着俩跟班径直往里闯，门卫刚要拦，就被他身边的人怼了句“张主任有急事”。 粟裕瞥了眼，没说话，转头继续看手里的布袋子，里面是楚青爱吃的软糕，用油纸包着，还带着点余温。 他这辈子见多了这种场面，从红军时期的草鞋军长到开国大将，权力在他手里从来不是特权的通行证。 早年间在孟良崮打仗，他和战士们蹲在战壕里分一块干粮，警卫员想给他留个白面馒头，被他瞪了回去，“都是扛枪打仗的，凭啥我特殊？”后来有次去部队视察，哨兵不认识他，拦在门口非要介绍信，随行参谋急得跳脚，粟裕却笑着说“该查，哨兵认真是好事”，愣是在门岗等了半小时。 这种“把自己当普通人”的性子，跟他带兵时一模一样。 家里孩子上学，他从不让用公车接送，小儿子有次下雨没带伞，淋着雨跑回家，委屈巴巴地问“爸爸你车子空着为啥不能接我”，他蹲下来给孩子擦脸，“车子是公家的，用它办私事，那不成占公家便宜了？”家里的沙发还是刚搬进北京时买的，扶手上磨出了毛边，警卫员说换个新的，他摆摆手，“能用就行，物件旧了有感情，人可不能旧了规矩。” 不单是粟裕，老一辈革命家好像都有这股子“轴劲”。 彭德怀在西北打仗时，炊事班想给他煮碗面条，他非让倒进大锅里大家分着吃；徐向前老家要给他修故居，他写信回去说“我住过的房子让乡亲们用，别搞这些虚头巴脑的”。 他们不是不会享受，是打心底觉得，权力是老百姓给的，攥着权力搞特殊，那是忘了本。 现在中央纪委老提“领导干部家属经商要报备”，疫情期间不少干部跟大家一起排队做核酸，这些不就是当年粟裕他们守的那些规矩嘛。 时代变了，可有些东西没变公是公，私是私，权力面前拎得清，才对得起当初举过的拳头。 那天粟裕等到探视时间才走进病房，楚青看见他手里的软糕笑了，“你怎么自己来了？”他把布袋子递过去，坐在床边给她剥橘子，“路不远，走走挺好。再说，守规矩的人，运气总不会差。”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那双手握过枪、画过作战地图，此刻正安安静静地剥着橘子，像个再普通不过的丈夫。 301医院门口的等待，半旧的中山装，这些画面搁在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真正的权力从来不是让人特殊，而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就像粟裕那样，攥着布袋子等探视时间，守着规矩过日子，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平常心，比任何勋章都让人记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