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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乾隆问候一个大臣:“你每天这么早来上朝,在家吃早餐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

一天,乾隆问候一个大臣:“你每天这么早来上朝,在家吃早餐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餐吃什么啊?” 别看皇帝风光,其实那是苦差事。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乾隆这人精力旺盛,但也极其自律。每天凌晨四点,紫禁城的鸡还没叫,他就得起床。 简单收拾一下,五点就要准备上朝。 这么早起来,肚子里肯定没食儿。 乾隆三十几岁那会儿,身体壮,胃口好。有天早朝前,因为起得太早,大概是饿得有点心慌,看着底下跪着的一排排大臣,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唠唠家常。 被他点名的,是当时的一位大学士,叫汪由敦。 这老汪平时办事老练,是个典型的“琉璃蛋”,圆滑、不粘锅。乾隆看着他眼底下的黑眼圈,随口就问了句标题里那话:“老汪啊,这么早来,吃了没?吃的啥?” 汪由敦老老实实回答:“臣家里穷,没啥好东西,早上起来赶时间,就吃了四个鸡蛋。” 谁也没想到,就这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差点把汪由敦送上断头台。 乾隆听完,脸色瞬间变了。不是感动,是震惊,接着就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甚至带点愤世嫉俗的语气说: “四个鸡蛋?你管这叫穷?朕身为天子,早膳都不敢这么造!一枚鸡蛋要十两银子,你一顿早饭吃四十两,你还敢在那哭穷?” 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咱们得算笔账。大清朝的一两银子,购买力那是相当硬的。根据粮价换算,乾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咱们现在的600到800块钱人民币。 十两银子一个鸡蛋?那就是六千块钱甚至八千块钱一个! 汪由敦这顿早饭,按照皇帝的算法,吃了三万多块钱。 这哪是吃蛋,这是吞金。 这时候,如果是像海瑞那样的大直男,肯定就直接怼回去了:“皇上您被骗了,菜市场鸡蛋才几文钱一个!” 但汪由敦是谁?能在乾隆手底下混到大学士的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人情世故。他电光火石之间就反应过来了:皇上这是被内务府那帮人给坑了。 内务府报给皇帝的账单上,鸡蛋就是十两银子一个。这里面的差价,全进了那帮管家、太监和采办的腰包。 这时候汪由敦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说实话。揭穿内务府的贪污。结果就是,他得罪了整个皇宫的内管家,甚至包括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以后他上朝递个折子可能都会“莫名其妙”丢了,家里指不定哪天就着火。 第二,圆谎。 汪由敦都不带犹豫的,“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脸上还要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羞愧难当的表情: “皇上息怒!臣吃的这个鸡蛋,跟您吃的那可不一样。您那是御膳房精挑细选的金贵蛋。臣家里买的,是市面上那种卖不出去的、甚至有点破损的烂鸡蛋,所以便宜,几文钱就能买一堆。臣哪敢跟万岁爷比啊!” 乾隆一听,眉毛舒展了。哦,原来是这样,烂鸡蛋啊,那没事了。他还挺高兴,觉得自己体恤下情,大臣也勤俭持家,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 这一幕,看着滑稽,细想却让人背脊发凉。 你看,一个拥有天下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却对自己治下最基本的民生价格一无所知。他生活在一个由谎言编织的“信息茧房”里。这堵墙,不是砖头砌的,是用人心的贪婪和欺瞒铸成的。 这十两银子的鸡蛋,折射出的正是清朝特有的“内务府怪圈”。 清朝的内务府,那是全天下最肥的差事。这帮人专门伺候皇帝一家子吃喝拉撒。他们垄断了皇帝的信息渠道。 你以为只有乾隆傻吗?不,这是清朝皇帝的“家族遗传病”。 到了后来的道光皇帝,出了名的抠门,龙袍破了都舍不得做新的,打个补丁接着穿。有一天他想吃“片儿汤”,内务府这就来劲了,报上来一份预算:需要建个专门的御膳房,配几百个厨子,一年开销几万两银子。 道光一听吓尿了,说我不吃了行不行?我让太监去前门大街给我买一碗回来,才几文钱! 结果怎么着?太监告诉他:“皇上,前门大街那家店早就倒闭了。” 其实呢?那家店开得好好的。但太监们不能让皇帝知道外面的东西便宜,否则他们怎么捞钱? 再到后来的光绪皇帝,更惨。他吃鸡蛋,内务府报价是三十两银子一个。有一次光绪问他的老师翁同龢:“老师,您早饭吃得起鸡蛋吗?” 翁同龢这时候也只能跟当年的汪由敦一样,打马虎眼:“臣家里也就是逢年过节,或者生了大病,才敢吃那么一两个补补身子。” 在汪由敦的那个早晨,他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吹哨人。但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同流合污。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体制下,这就叫“懂规矩”,这就叫“高情商”。 汪由敦保住了自己的官位,保住了内务府的面子,也保住了乾隆作为“盛世明君”的虚幻尊严。 唯一的代价是,这个国家的根基,就在这一枚枚天价鸡蛋的掩护下,被蛀虫啃食得干干净净。 乾隆自以为聪明,他查过贪官,杀过大户,比如和珅后来跌倒,嘉庆吃饱。但他到死都不知道,最大的贪腐其实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就在他每天那顿“极其昂贵”的早饭里。 他觉得汪由敦吃“烂鸡蛋”是清廉,其实那不过是君臣之间演的一场双簧。 当谎言变成了一种默契,这个朝代也就离完蛋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