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江国庆出生于1975年10月10日，正值台湾双十节，父母给他取名国庆，希望他一生平安。他成长在新北市永和区一个中等家庭，父亲在公职单位工作，母亲操持家务，家庭关系稳定。他从小性格内向，不爱张扬，在当地小学和中学就读时，成绩中等偏上，课余喜欢阅读书籍和骑自行车。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大学学习普通专业，校园生活规律，没有特别出众的表现。1996年，他21岁时开始服兵役，被分配到空军作战司令部担任上兵，主要负责营区内的勤务工作。他适应军中生活，与同袍相处融洽，日常点名和巡逻都按部就班，从未卷入任何冲突。退伍前几个月，他还计划返回学校完成学业，过上平凡日子。这个背景让他看起来像无数台湾青年中的一员，却意外卷入一场改变一切的案件。 1996年9月12日中午，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内发生一起5岁谢姓女童被奸杀的事件，震惊整个台湾社会。女童尸体在厕所被发现，全身赤裸，有明显性侵痕迹，下体遭尖刀刺入，颈部有勒痕。军方迅速封锁现场，警方介入调查，社会压力巨大，要求尽快破案。调查方向锁定营区内部人员，因为案发现场在军营内，嫌疑人很可能来自士兵。江国庆因执勤位置靠近厕所，成为重点对象，尽管缺乏直接证据。警方和军方反情报队联合办案，不到一个月就宣布破案，指称江国庆是凶手。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调查的仓促，证据链条薄弱，主要依赖口供，而忽略了物证的完整性。 江国庆被捕后，遭受了长时间的刑求逼供。审讯过程持续37小时以上，不允许休息，采用疲劳战术。军方人员使用电击、灌水等非法手段，威胁涉及家人，导致他最终签下认罪书。供词中描述了拖拽女童入厕、侵犯并勒死的过程，但时间线与实际案发不符，存在明显漏洞。军法检察署快速起诉，忽略了这些矛盾。辩护律师试图指出证据不足，如缺少指纹和足迹匹配，但面对军方压力，无法有效翻案。这段审讯历史后来被曝光，显示了当时司法系统的缺陷，刑求成为追求绩效的工具，牺牲了嫌疑人的权利。 1997年3月，案件在军事法庭开审，整个过程不到半年，从开庭到判决异常迅速。检方主要证据是江国庆的认罪书，其他物证几乎缺失。法庭设在军营内，氛围严肃，旁听席多为军士。江国庆在庭上曾喊冤，但被制止。家属求情也无济于事。8月，法院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执行。枪决发生在清晨，江国庆被押解到行刑场，留下那句著名的诅咒。这起审判反映了社会舆论对军方施加的压力，大家急于看到凶手伏法，却忽略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导致无辜者成为牺牲品。 江国庆执行死刑后，案件看似结束，但女童家属一直怀疑真相未明。时间过去十四年，到2011年1月，另一士兵许荣洲因另起性侵案被捕。警方重新比对DNA，发现与1996年现场证据吻合，包括精液和掌纹。许荣洲一度承认犯行，描述了类似过程，但后来翻供。军事法院审理时，认定证据链不完整，且追诉期15年已过，无法追究。这结果引发公众质疑，为什么DNA匹配却放人？有人指出程序问题和证据保存不当，导致关键物证污染或遗失。许荣洲就这样无罪释放，脱离军籍，继续生活。 江国庆案重启调查后，空军总部确认了刑求事实。2011年9月13日，法庭再审，宣布江国庆无罪。政府正式道歉，空军总司令部代表鞠躬致歉。江家获得国家赔偿1亿318万5000元新台币，其中包括精神抚慰金和丧葬费。这笔赔偿虽高，但无法弥补失去的生命。江父已于此前离世，未见儿子平反。江母王彩莲成为公众焦点，她手持儿子照片，积极推动平反。这起冤案暴露了台湾司法系统的多重问题，从侦办到审判，都存在漏洞。 这起案件推动了台湾的司法改革。审讯室开始安装录像设备，确保过程透明，避免刑求。军法系统部分废止，移交普通法院管辖。证据管理得到加强，档案保存更严格，防止遗失或污染。社会团体组织街头集会，要求彻查类似案件。民众对法院公信力产生怀疑，信任度降到低点。这改革虽迟来，却源于江国庆的牺牲，提醒大家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许荣洲的无罪释放成为最大讽刺，追诉期规定虽是法律硬性要求，但也暴露了当初调查的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