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家说： “当一个人活得大小便不能自理的时候，这不叫长寿，而是叫渡劫。老人活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毫无尊严的。” ​一个人活多久最好。在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当然是希望活得越久越好。 ​假如活到大小便不能自理的时候，即使身边有孝顺的儿女，他们也抵不过时间的煎熬。老人不能自理太久，儿女心中的孝顺会消失殆尽，最后只剩下无奈与煎熬，直到最后的一声叹息与无尽的折磨。 这话听着刺耳，甚至有点“政治不正确”，但你去医院老年病房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养老院转转，就知道这话砸在地上有多疼。那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味道，消毒水也盖不住。你能看到有的老人被绑在轮椅或床栏上，防止摔倒；喂一顿饭要花个把小时，糊状的食物顺着嘴角流下来。他们中最沉默的那些，往往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望就是一天。这不是电影里的蒙太奇，这是成千上万家庭每日重复的现实。 咱们得承认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现代医学很多时候擅长“延长生命”，却不太负责“维护生命质量”。 心脏停了可以电击，血压低了能升压，一根鼻饲管能让毫无意识的身体维持数年。这到底是医学的胜利，还是对生命规律的僭越？我听过一个朋友讲他奶奶，九十多了，老年痴呆多年，谁也不认识。一次严重肺炎进了ICU，全身插管抢救回来。出院后，奶奶身上多了胃造瘘和膀胱造瘘，生命体征平稳了，但家里人面对的护理难度翻了倍。他父亲，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每天要处理母亲腹部和腰间的两个瘘口，更换造口袋，防止感染。他说：“我妈救回来了，但我爸好像快垮了。” 这种“生存”与“生活”的断裂，才是那句“渡劫”最真实的注脚。 而时间，确实是所有情感最厉害的腐蚀剂。孝顺不是取之不尽的泉水，它是一个需要不断注入能量才能维持的水库。一开始，儿女们都憋着一股劲，辞工的、熬夜的、事事亲力亲为，觉得自己反哺的时候到了。可当这种状态从“几个月”延续成“几年”，疲惫就会渗进骨头缝里。久病床前，那些因为清洁不及时导致的褥疮、无意识的抓挠、昼夜颠倒的哭闹，会把亲情磨得越来越薄。不是不爱了，而是“爱”这种高级情感，在日复一日的生理性耗竭面前，会败下阵来。剩下的，是责任、是道义、也是一种被社会目光绑架的“不得不”。最后，那句“妈，我该怎么办啊”的叹息里，绝望多过爱意。 我们把太多道德压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家庭，尤其是女性后代的肩膀上。 好像老人不能自理了，儿女辞职回家全天候伺候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真的公平吗？对那个可能正值事业关键期、自己也有小家庭要顾的中年人公平吗？我们社会为这种“长寿”配套的系统，远远不够。专业的长期照护机构价格高昂且一床难求；社区的上门护理服务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大多数家庭只能依靠“自己人”或从劳务市场找价格相对低廉的护工。护工行业流动性大，专业性参差不齐，把至亲完全交到陌生人手里，那份忐忑又是新的折磨。我们集体憧憬“长命百岁”，却很少认真地为那“百岁”之后可能完全失能的二十年，做物质和制度的准备。 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点？或许我们该更多地聊聊“健康预期寿命”，而不仅仅是“平均预期寿命”。活得长，不如活得健康、清醒、有尊严。当我们身体尚可、头脑清醒时，是否应该更勇敢地思考并表达自己的“生前预嘱”？在不可逆转的衰亡来临前，明确拒绝那些仅为延长痛苦而存在的过度医疗，选择安宁疗护，让自己在相对舒适、少受折磨的状态下与世界告别。这不是消极，恰恰是对生命自主权最后的、积极的把握。 同时，整个社会需要一场观念变革。不要把失能老人仅仅看作“负担”，他们是曾经的建设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专业分工、有情感支持的系统来承接。发展多层次、普惠型的长期照护保险，培育专业的护理人才，建设真正人性化的养老社区，这些远比空泛地呼吁“孝顺”更实际。让儿女能从“护工”变回“子女”，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能握着他们的手说说话，而不是永远在疲惫地清洗和处理秽物。 说到底，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不是为了谴责谁，而是为了看清困境的全貌。它关乎医学伦理、家庭关系、社会支持，最终指向一个核心：人，应当如何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我们避免让生命的尾声，沦为一场对所有人身心双重意义上的“渡劫”。这需要个人观念的提前觉醒，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温柔托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