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朱凡被俘，日军见普通酷刑无法让她开口，就把她带到湖边，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你说不说？” 陆慧卿，1919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祖籍宁波。父亲是公司高管，家里有钱，生活优渥。按照那个年代的剧本，她原本应该读完书，嫁个门当户对的少爷，在上海滩的洋房里过完精致的一生。 可这姑娘骨子里就带着一股“不安分”。 “一二八”事变那会儿，上海滩炮火连天。还在读中学的陆慧卿，看着满街的难民和横行的日本浪人，心里的火就被点着了。她没法安心坐在课堂里读死书，也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家里的锦衣玉食。 那时候她就明白一个理儿：国都没了，家里的钱再多，也不过是养肥了待宰的羔羊。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20岁的陆慧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她要去参军，去最危险的敌后。 临走前，她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朱凡。 到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这个上海小姐真的就像变了个人。 当年的老乡回忆说，朱凡一点架子都没有。她把旗袍换成了粗布衣裳，剪了短发，那是真能吃苦。为了发动群众，她学了一口流利的苏州土话，甚至还学会了在那边像农妇一样盘头发。 一个从小喝牛奶咖啡长大的姑娘，在农村的烂泥地里摸爬滚打，和农民同吃同住，身上长了虱子都不吭一声。这得下多大的决心？ 她那时候担任辛莫区委书记。这个官衔听着不小，其实干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她要在日伪军眼皮子底下建立交通站，搜集情报，还要铲除汉奸。 咱们现在看谍战剧，觉得惊险刺激。可对于朱凡来说，那每一步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她不仅胆子大，脑子还特别好使。为了掩护身份，她利用当地的茶馆做联络点，跟三教九流的人周旋。日伪军、土匪、地痞流氓，她都能应付自如。这就有了后来《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影子。 但现实不是唱戏，现实里充满了血腥和背叛。 1941年7月，日伪军集结了大量兵力，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那是真正的梳篦式扫荡，据点一个个被拔除，很多同志被迫撤离。 组织上考虑到朱凡是女同志，又是外地来的，想让她先撤到安全的地方。可朱凡一口回绝了。 她说：“我对这里的情况最熟，老乡们也信任我，我走了，工作谁来接？” 她选择了留下，也就选择了把生的机会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悲剧发生在7月的一天。因为叛徒的出卖，朱凡在常熟董浜镇附近的木杓湾被日军包围了。 为了掩护同行的战友和群众转移，朱凡主动暴露了自己，把敌人的火力引了过来。战友们脱险了，她却落到了那帮丧心病狂的日军手里。 接下来的事情，史料记载得很简略，但每一个字都透着血腥味。 日本人知道抓到了个“大鱼”，一开始还想软硬兼施。他们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吓唬吓唬，给点甜头，肯定就招了。 他们太小看朱凡了。 在审讯室里，朱凡被打得遍体鳞伤，可她除了痛斥侵略者，哪怕半个字的机密都没吐露。 日军恼羞成怒。那个叫米村的日军头目，是个出了名的变态屠夫。他见普通的刑具不管用，就想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招数。 他们把奄奄一息的朱凡拖到了昆承湖边。 那天的湖水很凉。日军找来了两艘汽艇，把朱凡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船的后座上。 米村手里拿着指挥旗，狞笑着问她最后一遍：“你说不说？不说，就让你尝尝五马分尸的滋味！” 此时的朱凡，浑身是血，已经站都站不稳了。但她的眼神依然像刀子一样，死死地盯着这群禽兽。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对着敌人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无声的回答，也是最后的宣战。 随着汽艇马达的轰鸣声响起，两艘船向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 那一刻，昆承湖的湖水被染红了。 朱凡牺牲了，年仅22岁。 日军为了毁尸灭迹，甚至没有留下她的遗体。后来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湖里打捞，只找到了一只断裂的鞋子和半块带血的衣襟。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它会把最美好的东西，用最野蛮的方式撕碎给你看。 朱凡虽然尸骨无存，但她在苏州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现在，苏州常熟有朱凡烈士墓，每年清明，都有很多年轻人去祭拜。 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我觉得，历史更是由这些沉默的牺牲者铺就的。 如果不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时间久了，它们就会变成书上冷冰冰的铅字。而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些铅字重新变得滚烫，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样一群人，为了我们，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朱凡走的时候很痛苦，但我相信，她心里是干净的，是坦荡的。 她没有辜负那个“凡”字，她确实是个平凡的中国人；她更没有辜负那个“朱”字，她用鲜血，把这个姓氏染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