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寡妇开了一家面馆，几个小混混经常来吃，吃完丢下一句，记账然后扬长而去，寡妇却总是微笑以对，后来战争爆发了那几个小混混都去参加了战争，寡妇的面钱怕是没啥指望了。 巷尾的“张记面馆”开了三年。 老板娘阿秀总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从早忙到晚。 煤炉上的铜壶滋滋冒白汽，混着葱花猪油香飘到街对面，却总在正午时分被一阵拖沓的脚步声打断——三个敞着怀的半大孩子堵在面馆门口。 为首的瘦高个叫阿勇，第一次来是去年冬天。 雪片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响，他盯着价目表咽口水，最后却梗着脖子喊：“记账。” 阿秀没抬头，手里的竹筷在面碗里一挑，葱花撒得匀匀的：“好嘞。” 后来他们天天来。 有时抢着坐最靠窗的位置，有时故意把筷子掉地上。 阿秀弯腰去捡，总能看见他们藏在桌下、攥得发白的拳头——那是少年人没处使的力气，和藏不住的窘迫。 “记账”两个字像句暗号，说完就拍着肚子扬长而去，阿秀却总笑着把空碗摞起来，指尖划过账本上歪歪扭扭的名字。 街坊说她傻，养着群讨债鬼。 她却拿布巾擦着碗沿笑：“半大孩子，饿狠了才敢横，真要坏，哪会每次记账都盯着我围裙上的补丁看？” 谁也没当回事，直到今年夏末。 镇口贴了征兵告示，红纸上的“保家卫国”四个大字被风吹得卷了边。 那天阿勇他们来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就蹲在面馆台阶上。 阿秀多卧了个荷包蛋，瘦猴盯着碗里的蛋，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老板娘，这碗算我们请你的！” 阿秀笑着摇头，往他碗里又添了勺辣椒油：“趁热吃，凉了不好咽。” 傍晚收摊时，门板上的“记账”粉笔字被雨水泡花了。 混着新写的“我们去当兵了”，歪歪扭扭的，像没长大的孩子在作业本上画的勾。 阿秀摸着那行字，指尖有点抖——她早知道这笔面钱或许永远收不回来，可怎么心里反倒空落落的？ 那些被包容的瞬间，成了少年们心里没说出口的亏欠吧？ 不然他们临走时，怎么会别扭地把野菊插在窗台上，说“给老板娘添个色”？ 不然阿秀现在盯着空荡荡的条凳，怎么会想起他们抢着说“我先记账”时，耳朵尖红得像染了晚霞？ 面馆的正午安静了。 脚步声、吵嚷声、“记账”的吆喝声，都被风吹去了远方。 阿秀偶尔会对着门板上模糊的字迹发呆，好像还能听见他们抢着喝汤时，呼噜呼噜的响。 对他人的难处多一分沉默的容让，或许就是给对方留了条转身的路。 煤炉还在老地方，铜壶底结了层黑垢。 葱花猪油香淡了，倒是窗台上的野菊开得正好——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谢谢，和没还上的面钱，都在风里悄悄发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