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8日，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在办公室自尽。被人发现时，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文物保护法》，书上写着“坚守初心，至死不渝”。 这个消息在文博界炸开时，没人愿意相信。姚迁不是脆骨，是扛着南京博物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硬汉子。1954年，32岁的他从上海博物馆调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接手的是一座被战乱糟蹋得不成样子的院落——展厅漏雨，文物堆在库房蒙尘，专业人员不足十人。 他撸起袖子就干，带着人修补展厅、整理文物，甚至亲自蹬着三轮车去乡下征集藏品。有老同事记得，那些年他几乎住在院里，深夜的库房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戴着老花镜，用毛刷一点点清理青铜器上的铜绿，手指被锈蚀划破是常事，他只抹点碘酒就接着干。 姚迁对文物的执念，刻进了骨子里。1950年代末，南唐二陵发掘工作陷入困境，墓道坍塌风险极高，有人提议用炸药炸开通道，省时省力。 姚迁当场拍案而起，声音都在发抖：“这是祖宗留下的宝贝，炸坏了谁赔得起！” 他带着考古队趴在狭窄的墓道里，用手铲和毛刷一点点清理淤土，整整三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体重掉了二十斤，终于完整发掘出李昪、李璟两位皇帝的陵墓，出土文物640多件。 那些日子，他的工作服永远沾着泥土，指甲缝里的淤垢洗都洗不掉，可看到文物安全出土时，他笑得像个孩子，抱着刚清理干净的陶俑，反复摩挲：“你看，这才是对祖宗负责。” 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时，姚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他带着法律文本跑遍江苏的市县，给基层干部讲课，在报纸上写文章，甚至拿着法律条文跟开发商据理力争。有一次，某单位想在明孝陵缓冲区建化工厂，图纸都画好了，推土机都开到了门口。 姚迁闻讯赶来，往推土机前一站，手里举着《文物保护法》：“谁敢动土，就先把我埋在这！” 他连续三天守在现场，不吃不喝，跟对方掰扯法律条文，讲明孝陵对中华文明的意义，最终逼着开发商放弃了项目。可没人知道，那次冲突后，他收到了不少威胁信，有人在院里贴匿名传单，骂他“阻碍发展”“小题大做”。 姚迁的日子，过得比文物还“清贫”。作为南京博物院院长，他手握文物征集、场馆建设的大权，却从没为自己谋过半点私利。有商人想通过他低价购买馆藏复制品，塞给他厚厚的红包，被他直接扔了出去；老家的亲戚想让他安排进博物院工作，他一口回绝：“这里要的是有真本事的人，不是靠关系的闲人。” 他的工资大多用来购买文物资料和资助贫困学生，家里的家具还是五十年代的旧款，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是单位发的福利。妻子心疼他，劝他别太较真，他却说：“文物是国家的，我只是个看门人，不能对不起这份信任。” 可这位硬汉子，终究没能扛过时代的压力。1980年代初，经济建设热潮兴起，不少地方把文物保护当成“绊脚石”，开发项目挤占文物保护区的事情屡禁不止。姚迁一次次上书，一次次据理力争，却屡屡碰壁。 更让他寒心的是，有人开始散布谣言，说他“利用职权侵占文物”“阻碍地方发展”，甚至有人联合起来举报他。那些日子，他鬓角的白发一夜增多，常常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文物保护法》发呆，嘴里反复念叨：“文物不能说话，可我们得为它们撑腰啊。” 他不是没想过妥协，可每次看到库房里的文物，想到那些为保护文物牺牲的前辈，就狠不下心——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坚守”二字。 1984年11月8日那天，姚迁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他仔细整理了手头的工作，给下属写了一张字条，叮嘱他们“好好保护文物，守住底线”，然后拿起那本被翻得卷边的《文物保护法》，写下“坚守初心，至死不渝”八个字。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那些破坏文物的行为发出最后的抗议，也兑现了自己对文物保护的承诺。 姚迁走后，南京博物院的职工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一沓厚厚的笔记，上面记满了文物保护的规划、征集文物的线索，还有对文物事业的期盼。他用一生践行了“看门人”的责任，用生命守护了中华文明的根脉。如今，南京博物院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博物馆，展厅里的文物静静陈列，仿佛在诉说着这位老院长的执着与坚守。那些年他保护下来的文物，成了后人了解历史的窗口；他坚守的初心，成了文博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瑰宝，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保护文明。姚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坚守初心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的我们，享受着前人保护文物的成果，更应该接过接力棒，守护好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