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五军都督府管着全国的都司，从中央的都督府一路往下，省有都司、府有卫、县有千户所、再到最小的百户所。正一品的左右都督管着省里的都指挥使，卫所里的指挥使、千户、百户还能世袭。 这层层叠叠的军事网络，就是大明帝国赖以立国的根基——卫所制度。 这套制度的蓝图，是明太祖朱元璋亲手绘制的。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元旧制”不足为法，于是“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其核心设计非常清晰：在中央，最初设大都督府总揽军权，后来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拆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地方上，则于各省设立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司之下辖卫，卫之下辖所，构成“五军都督府—都司—卫—千户所—百户所”的垂直管理体系。 这张网的编制极其规整，甚至有些刻板。标准配置是： 每卫定额5600人，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设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长官称千户； 每个千户所再下设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长官为百户； 百户之下，还有总旗（约50人）和小旗（10人）这最基层的单元。 根据万历《明会典》的统计，这张网在巅峰时期，覆盖了全国21个都司、2个留守司、近500个卫和超过350个守御千户所，兵员总额连屯田军在内，达到了惊人的270余万。 要让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世代运转，靠的是“军户”世袭制度。一旦被编为军户，就等于入了军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永为国家当兵。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早年跟随朱元璋的部队）、“归附”（降服的元朝及其他势力军队）、“谪发”（因罪充军者）和“垛集”（按户口比例征调）等几种。 朝廷为此编订了专门的军籍册，由兵部统一管理，确保兵源不会枯竭。卫所里的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军官，也同样是世袭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军事贵族阶层。 那么，这套系统平日是如何运作的呢？五军都督府虽然地位崇高，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左右都督，但它的核心权力是“分领都司卫所”，管理军籍、操练、屯田等日常军政。 而关键的“调兵”之权，却不在都督府手中。按照规定，每逢战事，必须由皇帝下旨，兵部颁发调兵令，五军都督府的长官才能临时被任命为总兵官，统率从各卫所抽调来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争结束，主将就要交还印信，士兵也必须返回原来的卫所。 这就是所谓的“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兵部、都督府和带兵将领三方互相牵制，最终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 除了军事控制，卫所制度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经济自给。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实现这个目标的秘诀，就是“屯田”。朝廷要求所有卫所都必须开展屯垦，军士按比例分为“屯田”和“守城”两部分。 在边境，大约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在内地，则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军户们一手握锄，一手持刀，战时为兵，闲时为民。洪武年间，全国卫所屯田的年收入高达五百余万石粮食，几乎完全满足了军队自身的需求，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边疆和一些民族地区，卫所还承担着特殊的行政职能，称为“实土卫所”。例如，辽东地区不设州县，整个区域的军政民政都由辽东都司及其下辖的二十五个卫来管理。 在这些地方，都指挥使或卫指挥使就是最高长官，权力远比内地的纯军事长官大。像《明会典》里记载的辽东都司，下辖定辽左卫、定辽右卫、沈阳中卫、广宁卫等一系列卫所，牢牢掌控着东北边疆。 广东南雄府，地处要冲，明朝在此设立了“守御千户所”。根据《直隶南雄州志》的记载，这个所定额旗军一千零一十三名。 有趣的是，他们还被分为两部分：其中五百名军士，由陈、刘、丁、竺、艾五家世袭百户统领，驻扎在府城保昌，专司操练防守，称为“操军”；另外五百一十三名，则由黄、沈、罗、周、吴五家百户统领，分散在乡间屯田耕种，称为“屯军”。 这些百户、千户的职位都是世袭的，志书中清楚地记录了父子、祖孙数代承袭军职的例子。 然而，任何看似完美的制度都难以抵御时间的侵蚀。 首先是军户制度的瓦解。军役世袭，负担极重，加上军官的层层盘剥，军户生活困苦，逃亡现象从明朝初期就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 尽管朝廷制定了严酷的追捕和连带惩罚措施，如小旗属下逃兵多，小旗本人就要被降为普通军士，但仍无法阻止“在册百万，实存无几”的窘境。 其次是屯田制度的破坏。好的屯田逐渐被军官、豪强侵占，沦为私产。失去土地的军士无以谋生，逃亡更甚。到了明朝中期，屯田收入锐减，军队无法自养，国家不得不重新拿出巨额财政来维持军饷。同时，久不操练的卫所军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仅供地主、军官役使，不能担任防卫职责”。 曾经作为国家主力的卫所军，反而退居二线，变成了类似后勤和治安的部队。 从纸面上看，明朝的卫所制度设计精巧，逻辑严密：它用世袭保证兵源，用屯田解决给养，用分权防止割据，梦想打造一支“永不失业、永不耗饷”的军队。